在这种脆弱的平衡格局之下，列强与清政府的关系方式，也开始调整而转变，资本在此际成为核心性的关系纽带。
这个时期，各个列强在中国已经逐渐明朗各自的势力范围：1897年德国借口教士被害，出兵占领胶州湾，随后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租期99年，准许德国修造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铁路附近30里内煤矿由德国开挖。法国取得了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和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权，接着又取得了广州湾(今湛江)99年租借权。英国得到了中国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永任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日本在割走中国台湾之后，还获得清政府不将福建让租他国的认可；并经日俄一战获得与俄国平分中国东北的权益……起步稍晚的美国只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
1901年之后，列强此前的动辄武力相向的行动，开始转向实现各自的投资特权。与正常的国外投资不同，这种特权是在中国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外国资本享有垄断权利。--统计表明：甲午战争前，虽经过50多年积累，1894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总额还只有约1.09亿美元，而到1902年则已增至4.78亿美元。
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与清政府急举借外债以偿赔款并维系国家运行形成一种奇异的结合。借债须有抵押，而此前清政府已将差不多能够抵押做担保的东西押了出去，现在还剩下最有价值的就是铁路--"量中华之物力"，也唯有此端。铁路之于列强的价值，除了投资巨大，资本收益率极高之外，更重要的是，兴建铁路所经地区，一般将成为投资国的势力范围--在政治上，这是另种形态的争夺并瓜分中国方式。
如此局面，正如当年《中兴日报》所载《路矿其不保乎》所言："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讲，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讲，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权、财权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自立乎？"这种简单道理，清政府各色当权人士岂能不知？只是，晚清时刻清政府已无选择，只可能以此饮鸩止渴方式维系。
国家不能自立，革命将无可避免。不过，我们以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而观察那段历史，那个年代，无论革命、政府再造还是现代化启动……其核心性资源，当然是资本，而资本几乎悉数需要列强输入。非常屈辱的只是，清政府以关乎国家独立的资源抵押列强，只是为了举债偿赔款而已。帝国主义列强先以坚船利炮侵占中国，继以资本控制中国……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屈辱。
显然，观察那个时代，资本作为列强核心性的控制资源，当是基础。非此，我们将无可理解清亡之后的中国政治走向。而资本的决定性价值，直到改革开放至今，仍可被深刻感知。
立宪派的选择
在康有为、梁启超去国7年后，1905年，立宪运动再次成为清朝廷的热烈议程。有意思的是，这一重大转折中，曾经出卖维新派而与光绪皇帝结怨种下恶果的袁世凯，却成为立宪中坚。
这种转变颇有戏剧性。袁世凯幕僚张一麐回忆："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居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袁世凯)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及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预备立宪稿，即余所拟，未易一字。"
一夜之间，霄壤之别？事实上，一年前，1904年，与袁世凯断交20年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即通信袁世凯，希望他主持立宪，以"成尊主庇民之大绩"。袁世凯的选择，并非朝夕之别，而有深谋远虑。在记录下来的袁世凯与慈禧对话里，可见他的基本考虑--慈禧说："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袁对答："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维系清朝之不倒，当是袁世凯的关键考虑。不过，从袁避祸而求自保的个人角度观察，《袁世凯传》作者沙铁军分析："若借助立宪，还政于民，必然可制约皇权。皇帝若不再金口玉言，拿他也无可奈何。"袁与光绪之怨，或可因立宪而消解？这是一种有趣的猜测。
袁世凯步调即定，随即一再奏请清政府尽快实行预备立宪，派大臣出访德、日考察宪法；请王公嫡系赴英、德学习政治、兵备；在天津设立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学社和议事会。1906年8月16日，袁世凯再奏请朝廷预备立宪；两周后，慈禧下诏："预备立宪。"
从统治者集团当政者内部生发的政治改革力量与立宪运动，发展并不顺利。
争议的焦点是，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而满族亲贵的主张则是："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中央政府不可。"--对应来看，中央集权首先针对的就是袁世凯这样有巨大势力的疆臣。公允而论，其时清政府已是"外重内轻"，即中央政府权力轻，而地方都督巡抚权力大。中央无权，积累资源与财富，并无可能。但是，中国形势演进至此，还有机会与时间给清政府中央集权吗？
清末"新政"立宪的价值，尤其是其间系地方分权还是中央集权的冲突，以后世读史者的角度观察，是传统中国结构性关系之一。之后，无论是袁氏当国，还是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其路向清楚明确：没有强大而独立的国家(中央政府)，其积累资源汲取财政能力皆为疑问。只是，在清政府即将倾覆之际，立宪选择尤其是以集权方式为路径，已非缓不济急，而是本末倒置。不成功自无意外。后来袁氏当国的集权化选择，并以恢复帝制将其制度化，其失败亦将无可避免。
事实是，袁在预备立宪最初的官制改革过程中，失去了权柄。袁兼差的所有"政府职务"一并开去；其所统辖督练的军队，在袁的要求下，也只保留二镇，而且只是"调遣训练"。清的立宪运动，于是坠入旧窠，进入人事纠缠中。但是，立宪运动所积累的人才资源，却是我们理解那个风云际会年代所不可轻视的要素；而由此以观，袁世凯明面上所失是权，隐性所得却是人脉资源，换言，即他充分地获得了立宪一派"被选择权"。
袁世凯被罢官出局后，立宪派在国内先后掀起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最后一次，终有结果，清廷颁发上谕："著缩改于宣统五年(1913)实行开设议院……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
此道上谕发出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内部的自我更新，看来并无可能。
革命党的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廷的立宪运动甚至也是压垮自己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描述：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
清走向亡途，已无可逆转。
后世读史、述史并论史，所谓公允，格局大小而已。单纯将清政府当做一个分析单元，它面临列强压迫，举借外债以求运转，亦希望由内部更张而奋发上进……似乎都在合乎逻辑的结构之下。对此失去观察，自然不公。但是，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时代，传统中国朝代兴衰更迭规律，已无法解释现代化因素介入后的中国之变局。旧途亦无迹可觅，而新的潮流之势，足以完全推翻旧有格局。
两次战争所需赔付银两，举外债之外，便是竭泽而渔。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支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但到了1903年，岁入已达1.049亿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亿两。而1910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2.969亿两，岁出达3.386亿两。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国家与民众对立，已至空前。
压迫之下，反抗不可避免。只是，与清政府这种苛榨对应，大变局时代，中国国民的整体性结构，尤其是先进分子，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对外割地赔银，对内万税并至，如何理解这一国势？金冲及解释说："汉族人民中传统思想，这时也起了很大作用。满族统治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民众之间的矛盾重新突出出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话，到处被引用着。许多人把清政府种种倒行逆施，包括它所以毫无顾惜地出卖国家和民众的权益，统统归结为'异族'统治的结果。"
这种思潮的形成，并非凭空虚构。以新内阁官制而论，其"皇族内阁"的安排，国之将亡，而既得利益集团却仍如此把持权力不肯稍松。其腐败已臻骨髓。而且，清末经过短暂的"同治中兴"之后，其官僚集团的贪腐行为，已经弥漫而成"明规则"--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记录当年御史弹劾奏章里的材料：梁士诒，铁路总办，聚敛1300万英镑；陈璧，邮传部尚书，585万英镑；李德勋，津浦路北段总办，142.5万英镑。庆亲王据称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即有712.5万英镑。而据说外务部两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每人每年接受外国礼品，达15万～30万英镑。由此种种数据计算，莫理循说："如果该项数字完全准确，则说明，这些官员退赃数字将足以代替外国贷款。"举债而维系国家运转的晚清政府，国家之窘与官僚之腐，其间反差，真是情何以堪。
此等情势，当年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识者有言，弊随法起，假公济私，流品污贱，至官而极，支那不亡，是无天理。农工商贾，茹苦耐劳，诚信善良，实占多数。仁义孝悌，半出田间。支那若亡，是无人理。温带气候，民物富庶，矿产丰饶，天府雄国，支那若亡，更无地理。
在华的外国人，对中国未来洞若观火，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写给其上司的信里明确地说："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对应于外国人的中国观察，1903年邹容在其《革命军》里将这种走投无路境地里的中国人未来的出路，做出激情洋溢的表达：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再来观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当更易理解。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随即在当年10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就很快将武装起义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自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的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最符合时代潮流的核心目标，由此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