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之际。当时的清朝廷的策略是"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形成制约与平衡。列强之一的德国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之子李约翰，在其专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中描述："德皇于1906年向中国驻柏林公使提出中国、德国和美国缔结一个新的三国同盟或谅解的可能，英国、俄国得加入这个同盟或谅解。这样一个国际阵营的重新安排会使得法国在欧洲和日本在亚洲保持安静，因此它具有双重目标：维持法德之间的现状和阻止中国被瓜分。第二个目标正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政策。"
德国的这一计划，按李约翰的解释："法德在世界政治中夺取领导地位的斗争以一个极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了远东。"欧洲国家间的争霸竞赛，引发了德国这一创想。两年后，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鼓动下，清朝廷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开始准备实施。这个三国同盟，当然是基于清朝"国家利益"的一种选择，但于竭力促成此事的袁世凯，"他曾许下诺言说唐绍仪能够从美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抵制日本在满洲的侵略"。慈禧辞世，光绪之弟的报复将至，袁的性命有虞，这个时候他的亲信唐绍仪率团去美国--这当然是他手里最重要的自保底牌，《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说袁，"正在因为唐绍仪赴美之行预料可以成功而暂保他的官职"。
从德国人提出计划到中国清朝廷的行动，整整两年时间，太长了！在唐赴美之际，日本人已经完成与美国的"罗脱－高平换文"，将法国与日本排除在外的德国计划，已被瓦解。这一结果意味着，袁世凯手里最后一张牌业已失效，"袁的命运再没有什么可以挽救，使他不致遭受光绪之后和光绪之弟的报复了"。
之后，没有意外，袁世凯被罢官，仓皇逃至天津，然后惴惴不安回到河南乡下……
晚清，一个国家的现实
袁世凯与光绪皇帝的恩怨，竟可如美国观察者李约翰那样想象--用一次国际性的同盟来化解自保？理解这一疑问，必须回到复杂的历史现场。
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慈禧一意坚持宣战，是清一朝最后一次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这次战争的开战理由颇不可为外人言。当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件其实不确的消息："外国照会要求慈禧将政权交还给光绪。"让慈禧交还权柄，这已不是伤情感的问题了。战和之间，平衡瞬间倾斜。只是事后来看，这一战，代价太大。战争结束，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立刻发出上谕，宣布政府今后对外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且，至今读之仍觉悲愤的是，上谕还写道："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美国人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这样记录慈禧回到北京：(1902年1月28日各国使节接见)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帘幕后面。(2月1日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在引用这些材料里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很具象征性，显示清政府同列强间的政治关系上的微妙变化。
当时在中国办报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清政府对外政策：非野蛮无理，即拱手听命。--显然，转折时刻已经来临，"听命"成为主流。之后，英国《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瓦·姬乐尔描述：中国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权，她只能在其他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主权。
真正的问题是：清政府如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3000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整整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财政收入大体在每年白银8000万两上下。
义和团之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要承担1两白银。这笔赔款分40年还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入。两次战争，清之财政已陷绝境。
治国本于理财。如此格局，清政府无论进退，皆为失据。财政之窘，清政府选择只有两途：其一，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其结果便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其二，加紧对国内的搜刮，竭泽而渔。由此而观，清亡指日可待。
如此格局，即以更冷静的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观察，清政府担当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领导者，已无可能。简言之，其财政汲取能力已经丧失--以举借外债而维持国家基本运作，这成为中国现代化肇始时刻的基本条件。如果失去对这一前提的体察，所论将失当。如此，有绝对权力亦有个人信用的清政府官僚，作为列强与清政府"国际(债务)关系"代理人，便变得极端重要。这是观察袁世凯的基础--化解恩怨的"国际"自保策略，并非凭空想象。不过，回到中国现实来推测，即使唐绍仪不辱使命，达成三国同盟，袁世凯就一定能够自保？夫仇兄仇，其恨其痛，在传统中国的思维结构里，对光绪之后与光绪之弟而言，感情因素或许将远远超过现实算计。那个时刻，袁世凯欲脱其咎，不易。
虽则，袁世凯期待的以国际同盟以求自保之策，难以成功，但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关系里权重最大之人，已无争议。袁被罢官之后，英国的《泰晤士报》将他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在其社论里评论："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这个年代，袁世凯拥有清政府无人能及的"洋务"资源与信用，未来这一资源将如何发生作用呢？当清政府崩溃之际，个人资源系统的价值将迅速由隐而显。
列强与资本
义和团特别是这一运动所彰显的中国人的顽强抵抗，易被忽视的结果之一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其给德皇的奏议里论及，要把"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实在是"一种困难"。对中国实行瓜分实为下策："并吞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毋宁谓为阻碍商业。"
瓜分中国，暂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的选择。--利用"惭愤交集"的慈禧以及完全屈服的清政府来实行对中国的统治，成本更低。更关键的是，如瓜分，列强间的利益无可平衡。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中国境内又发生两场战争。1904年，日本与俄罗斯为分割中国东北利益，展开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英国人则公然出兵侵藏，并一举占领拉萨--此前英国与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里，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而自始至终，英方不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上国的宗主权。为何？历史学家唐德刚解释："此时的西藏正处于英、俄两强对华扩张的交叉点。而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沙俄的暗中诱惑之下，与俄间谍勾搭，并暗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尊号。英为防俄，始提高中国宗主国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不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当然是英国基于平衡不得不如此的一种选择。
而日俄战争之后，形势迅速逆转，日俄两国为平分中国东北，防止英美染指，竟化敌为友，通过两次密约，擅自将东北划分"南满"、"北满"两部分--南归日本，北归俄国，彼此不可逾越；而若有其他列强欲进入，则日俄相助逐之。
这种局面维系了一种奇特而脆弱的平衡。中国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防范，谁也不乐意它们被任何一方强占--不被某一方霸占，他们未来也都还有分赃的希望；而若被一方强占，则其他列强将无指望。因此制衡力量的存在，中国保持着对各地区的宗主权。
明确而蛮横地瓜分中国，并非列强们的明智选择，因此而中国保持完整，亦复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