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1842)出版。一些有关外夷的书，也在这一阶段出版，如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6年)、姚莹的《康輶纪行》(1846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48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
《海国图志》对世界五大洲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做了详细的介绍，并绘有地球全图和各洲分图共75幅，界划非常清晰。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足见其历史意义之深远。但，或是囿于成说，或是惧怕这种介绍的颠覆性后果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魏源在《海国图志》附加的《国地总论》中自己又撰写了《释五大洲》和《释昆仑》两篇文章，强以焚典为依据，牵强附会地论证"中国中心"。
《瀛寰志略》为福建巡抚徐继畬所著，共10卷，约14.5万余字，收图42幅，其中只有一幅关于日本和琉球的地图未用西方所绘地图，其余都按西方原图描摹。在当时，这是大胆的非法之举。但他认为："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此书以图为纲领，图从泰西人原本钩摹。"在这部著作中，他首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地球的概貌和各大洲的基本知识、经纬度的划分等，然后分别介绍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这四大洲各国地理、历史和现状，还介绍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及南极的基本情况。可以说，他的著作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
在这样一幅如实客观的世界图景中，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神话自然破灭，"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将破碎。对此，徐氏实际已有相当认识，但面对现实却又无可奈何。所以他虽在初稿中明确写道"亚细亚以中国为主"，但在定稿时却心有余悸地将此话改写成"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由"亚细亚"改为"坤舆大地"虽只一词之易，但徐氏内心那种不得已的苦衷，却可从中略窥一斑。
还是在此书的刻印过程中，他的同乡好友、地理学家张穆见徐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亚细亚图之后深感不安，甚为他担忧，急忙致书徐继畬，提醒他应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于卷首，因为中国传统的"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严守"夷夏之防"，而且"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
他特别以明代徐光启等人在此方面未加注意结果"负谤至今"为例，要徐继畬吸取教训。"负谤至今"的确可怕，徐继畬立即采取张穆的建议，将《皇清一统舆地图》放在卷首。同时，徐氏在"凡例"中谨小慎微地申明"此书专详域外"，于中国情况"不敢赘一词"，以避免中外对比。因为"对比"起码意味着可以"并列"，而这是"主流话语"断难容忍的。因此，在介绍亚洲不得不提及中国时，便不得不将中国说成是"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的中央之国。尽管他已知道中国实际位于何处，但仍不得不说中国居于"万方仰之如辰极"的地位。的确，诸如"天朝上国"、"世界之中"这类根深蒂固的社会性观念，并非理性知识等可轻而易举打破的，面对这种巨大的力量，徐继畬也不得屈从。而徐的友人刘鸿翱为此书作序时仍强调："夫中国者，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肢。"
这些书出版后，引起极大的非议和激烈的批判、指责。徐继畬被指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听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魏源也受到激烈指责。结果，这类书大受冷遇，敢谈者甚寡。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的耻辱，是中国的危机，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一次机会。但是，从上到下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愿正视现实，最多从传统"狄夷边患"的角度理解此事。所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无根本性变化。在鸦片战争时，自古就有的华夏与狄夷人种的生理构造不同论仍大有市场。有人认为是这种生理构造不同导致"立教不同"；有人认为夷人眼睛不能夜视，清军可以夜袭获胜；有人认为夷人膝盖不能弯曲，无法平衡，可以用长竿将其捅倒；甚至林则徐都认为夷人无中国大黄、茶叶即肠塞不通，可以禁止茶叶、大黄出口作为制敌手段……本来，战后以魏、徐为代表的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书应开阔人们的视野、改变华夏中心论，但巨大的保守氛围却使他们的心血之作作用有限，结果，在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许多官员奏章中的御敌之策竟与十年前类似。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白缴了鸦片战争的"学费"，"浪费"了一次失败、一次危机和一次机遇。
当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时，魏、徐之作才受到重视，被大量刊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突破了"华夏中心论"的樊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