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国有
显然，莫理循与石长信、盛宣怀及载沣等，都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智慧、能力和厚黑。
激情褪去后，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终于开始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问题。
经过3年多的全面调查摸底，1911年5月9日，中央正式确定了"铁路国有"政策。而之前5天，一位名叫石长信的纪检监察干部("给事中")上奏，切实地分析了铁路国有与商办的利弊，提出了"干路国有、支线商办"的思路。石长信从维持政权的安定团结的高度，痛斥商办铁路其实已经成为扰民的莠政。
"干路国有、支线商办"的创新思路，令久为"国有、商办"分寸拿捏而犯难的中央大为释怀。摄政王载沣大为欣赏，称其"不为无见"，"所筹办法，尚属妥协"。
中央随即发布了"干路国有"的文件，宣布"干路均归国有"，更为重要的是，文件要求"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
长期近距离观察大清政治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Morrison)认为：中国政府宣布干路国有的"时机很好，因民众已对各地方当局在获得筑路权后之屡次失败感到厌烦，民众更厌恶种种无休止之争论，贪污腐化以及挥霍公共财物，而当民众逐渐认识铁路之无限价值时，他们就更加支持由中央政府制订一项强有力的铁路政策。前景是美好的。这道上谕……受到普遍赞扬"。
显然，莫理循与石长信、盛宣怀及载沣等，都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智慧、能力和厚黑。铁路国有政策虽然能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但这受惠的一群，却正是沉默的一群，他们没有能力来表达支持，正如他们之前没有能力表达反对。整个大清政权将如同杨度一般，面对"被剁椒"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