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9日晚张学良、王以哲偕中共党员刘鼎乘飞机到肤施。当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内教堂里举行谈判。张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
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面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具有决定性意义，也间接的促使中共改变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张本质还是一个军阀，军队是其命根子，毛泽东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剿共"。于12月4日再到西安，逼迫张、杨提出两种方案：一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红军；二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张学良一直相信蒋介石是抗日的，但这时张、杨不得不改变策略。先试探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逼蒋抗日就是进行兵谏。张学良利用和蒋的特殊关系，"主动承担劝服蒋抗日的工作，蒋走到哪里张学良就跟到哪里谈联共抗日问题，这样的情况不至五次。"10日、11日张学良再次劝蒋介石，蒋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张做到了仁至义尽，张、杨忍无可忍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谈到其发动西安事变的想法说："我这次发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为了国家的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处源其自身背负的国恨家仇，更是被蒋介石"逼"的，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虽然策出于他人，实动于我心。"
杨虎城将军的内因与外因
杨虎城将军有着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9·18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1936年绥东抗战，又多次请缨杀敌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杨同中共关系一直很好(都是地方党组织)，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省府秘书长是共产党员南汉宸。但在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组建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和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之后，杨虎城对中共的政策有些失望。特别是1935年上半年，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到达陕北时，杨虎城在蒋介石督促下，派三个警备旅进行阻截，遭到红二十五军打击，以张汉民为旅长的警备旅遭伏击，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被错杀，使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陷入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