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2月上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朝鲜对中国表面恭顺、里外不一，暗藏机锋、从中渔利，这是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的看法。他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
1866年和1871年，朝鲜与入侵的法国和美国舰队分别发生冲突，史称"辛未洋扰"和"丙寅洋扰"。两次"洋扰"事件，将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法国、美国都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巨大，至少不十分直接。
朝鲜一贯高举着正统儒学义理的大旗，清廷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也反衬了朝鲜孤守义理的悲情。何况，朝鲜已经用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取得了战胜法、美强权的"伟大胜利"。大院君在战胜法国之后，下令在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碑"，碑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短短12个大字，不仅令朝鲜内部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清廷无从规劝。
朝鲜方面，依然延续一贯的谦恭态度，请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对列强进行严正交涉。朝鲜拒绝列强通商的主要理由，正是其作为中国的藩属，不能单独对外缔结条约，且小国寡民，缺乏富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这与清廷早年自认"天朝无所不有"正好相反。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主"，一方面是出事之后由中国出面善后甚至埋单，谙熟韬略的大院君，几乎将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