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百家讲坛》（蓝版）2011年第2期，原题为"面子工程一蒙一瞎：清末官场的'前卫'改革"
粉墨登场是大清国官员们最为拿手的绝活，他们往往将自己作为舞台的主角，全力打造"高、大、全"的光辉形象，养成了浮夸、疲怠的工作作风。
如大清国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东北有相当的建树。年仅22岁的大清国军队总参谋长（军咨大臣）载涛，从欧洲回国时，经过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当然，也有愤青们对此不以为然。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说，徐世昌到东北后，干的无非都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王照的评价虽然有些偏颇，却也描摹出大清国改革的一幅画卷。时人有记载道："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学生，即为崇奉西法。"轰轰烈烈的改革，被各级领导干部有效地当成了道具和工具，他们莫不在"马路、电灯、军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功夫，搞得锣鼓喧天，色彩烂漫。
在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启动时，清政府将改革的刀子对准官员队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监察官员（御史）甚至具体选定了繁琐的官场礼仪作为下刀的对象。改革的成果似乎是显著的：以往扛着"肃静"、"回避"导牌、挎着腰刀的衙役们，换成了装束精神、扛着洋枪的警察，军乐则取代了敲锣。官员们在日理万机之暇，也还能心系群众，设立了"接待日"（即告期）。当然，接待日之外，恕不接待，违反此规定非要领导接待的，就是恶性上访，扰乱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不仅接见群众要定日子，接见下属也同样要有"衙期"。至于告期、衙期之外，领导干部们都在忙些什么，那自然是大清国的国家机密，与平头百姓没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