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强化皇权专制，在中央无非是将两汉以来削弱相权的做法进一步制度化。为了防止地方势力久而坐大，唐朝将地方权力分得很细。惟其对中央委任的各种监察 地方事务的官员授权颇重，遂使之逐渐演变成为更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地方之权反而又加重了。由于地方分权太细，不便行政，唐朝还在边防各军事重地设置了总揽 一切事务的节度使。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在地方遍设节度使，集一方军政、财政与民政于一身，结果形成割据之势，不再受中央控制。至于唐朝中央，宦官专政较东汉末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等到藩镇举兵入京剿灭宦官，唐朝也随之覆灭。
历史清楚地表明，怎样在削弱相权的同时强化对地方的控制，是皇权专制之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面临的一个更严重，也更为复杂的问题。
科举制釜底抽薪
隋唐时期所采取的科举制，在削弱和抑制地方势力上，是具釜底抽薪的作用。
当初，秦灭六国，建立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在秦始皇看来，天下从此只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即可保万世太平。至二世皇帝，仍十分自信地认 为，天下总不会有人敢于造反，捣乱的终不过是些"鼠窃狗盗"之徒。皇帝顾忌的，不是戎狄，就是六国孑遗，哪里想得到连"黔首"也会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思想。
两汉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以及魏晋士族制度的形成，大有使政治权力固化的趋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说明贵族制度虽已 被废除，却也还可以重新长成。惟隋唐实行科举选官的制度，则无论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从此都由皇帝来操控；而那些没有士族门荫的人，这才普遍有了跻身于统 治阶级的希望。
对此，唐太宗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才会得意地说，有了科举选官的制度，"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从此，历代官僚子弟虽或 仍享有某些"门荫"特权，但做官总还以科举为正途。由此，中国社会的权力和财产的转移速度加快。一方面是"仕者多起自草野"；另一方面则是"千年田换八百 主"。其结果，就是两汉以来的那种世代为官的士族豪强，在中国社会彻底绝迹。天下皆以科举进用，然则富贵与贫贱移势，不过转瞬之间耳。
唐末五代割据一方的藩镇，与魏晋以来中国北方的那种集政治、宗法、军事、经济和文化为一体的世家豪族的坞壁，已不可同日而语。藩镇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 力量都相当薄弱；骄兵悍将拥立无常，"国擅于将，将擅于兵"；政权像是无根的浮萍，兴灭如走马灯一般。赵匡胤轻易地篡夺后周之后，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重新统 一天下，依次剪除藩镇，其实正是拜科举制所赐。盖科举制之下，汉魏以来所形成的那种世家豪族势力既已绝迹，社会也就不再有割据者扎根的基础。
科举制实行了一千四百多年，直到清末才废止，可以说是行之百代而不易了。由于科举取士，唐以后所选拔的官员，大多是会读书却不一定能够做事的人，所学又 不切实际，以至于官府胥吏的行政作用越来越大。唐、宋、元、明、清各朝，"胥吏专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皇帝甚至被认为是"与胥吏共天下"，官员的行政权 亦由此而被更进一步地分解和弱化。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在唐太宗眼里的"英雄"们，到了宋朝或还受到优礼，但到了元朝就沦落于"九儒十 丐"的境地了。明太祖曾颁布律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当时还有一种专门用来对付大臣的刑罚，就是在朝廷上 按住打屁股，称"廷杖"。"彀中英雄"一至于此，可见科举制之下，天下读书人哪里还有半点英雄气概。
专制需要统一
自 秦汉以至五代十国，将近1200年之中，"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完全的分裂差不多400年，半分裂状态也超过200年。统一本身已不再成其为可以避免天 下"树兵"的理由，也不再具有使天下安宁的意义。所以，到宋朝统一的时候，大一统本身已不再具有任何神圣价值。赵匡胤对其之所以要统一，讲得非常露骨：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句话所表明的仅仅是：无论天下是怎样的"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哪怕统一并不需要专制，但专制却需要大一统。
从宋朝开始，的确可以说，历史已为专制和大一统铺平了道路。一方面，皇权专制在制度和经验上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积累；另一方面，科举制最终造成了地方势 力再无可能崛起的社会基础。故自宋而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在分散相权和地方之权方面，实行起来远比前代要有效而且容易得多。
在宋 代，军政、财政、司法、监察和言路都独立于相权；宰相不止一个，轮流掌印，而且设副相予以牵制；从中央到地方，除了基层的县域，办事的权力被分解成许许多 多的条块，形成了一个由皇帝直接控制，相互制约和监督的非常复杂的官僚系统；皇帝则有学士院作为自己的办公机构。
元、明、清三代，中央 集权的政治制度，也都不外乎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构建的；无非是强化中央的派出机构，使整个官僚系统的条块更加整齐有序，相互之间的牵制力也越来越强。然 而，在皇权专制之下，只要皇帝稍有疏忽，专制的权力就可能沦于皇帝所宠幸的臣僚之手。权相擅政的问题在两宋转趋严重，性质上虽非相权的重新扩张，其人却因 皇帝的宠幸，得以将原来因分拆而被削弱的相权集中而强化之，逸出皇权专制的法度之外。
有鉴于此，明朝干脆彻底废除宰相之职；将相权并入 皇权；用司礼监和内阁两套机构共同辅政、对掌机要；并使这两班人马始终处于相互监督和制约之中；中央各部则纯粹成为执行机构；又设专职，监察各执行机构； 并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厂、卫军组织，执行京城内外一切有关维护皇权的特殊任务。阁权在明中期以后又有扩张，势头压过司礼监，造成皇权控制的失衡。清朝对宦 官限制颇严；内阁也不再参预机要，只处理一般政务；另设军机处，权力在内阁之上，作皇帝的核心工作班子，属员和职权都出于皇帝的随时差派。
上述中国历代政治演变的过程，按吕思勉先生的概括，就是"务集权于一人，但求其便于统驭，而事务因之废弛，则置诸不问"。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事权越分 越细；任何部门、任何个人掌握的权力也都越来越狭窄；而部门和部门之间，官员和官员之间，始终是互相钳制着的；整个官僚系统便因此而不脱皇权的掌握；有关 民生的事业，有没有人去办，办得好不好，甚至办不办，反而无足轻重，一切放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