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从心理上给人以恐惧感，告诉人们不要以为听谣传谣没人知道。进一步强化-----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墙有缝，壁有耳；没有不透风的墙；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路上说话，草窝里有人。……否则，其结果会是---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进一步告戒人们传谣的危险性。要化险为夷，最好的办法是--
"逢人莫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少管闲事，远离是非。
"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可全信"。善意地告诉人们，谣言不可信。自觉地不听谣传谣。
为防止统治者任意作为，谚语也针对统治者提出了警告：
"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极言谣言的威力。与此同义的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从心理上恐吓统治者。
"坛口好封，人嘴难封。"极言谣言的不可抗拒性。要想没有谣言，只有从加强自我道德修养着手，爱民、利民。"止谤莫如自修"。
任何事都逃不过死亡，只有道德能与它抗衡，成为不会消失的力量永存后世。是故，《左传·襄公十四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后汉书·方术李合传》："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南史·梁武帝纪上》："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可见，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大都秉承儒家文化精神，试图采取道德礼乐教化手段作为"谣言诊所"，"观风采谣"，来消解庶人之谤谣。
儒家伦理与谣言诗学
谣言不只是谣言，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谣言只有放在文化背景中才能显出本来面目"，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
谣言与神话 谣言这种文化现象和神话密切相关。如果谣言以神话的形式出现，那它总是同时指实际的消息本身和传播消息的媒介。中国远古时期的谣言大都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的。如《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里就有大量的这类谣言被堂而皇之地记录下来。如《国语》："有神降于莘……""西狩获麟"之类。至于某某地出现什么祥瑞之物的谣言更是经常。秦始皇乃至汉武帝等帝王们都相信方士们所说的昆仑山上或蓬莱岛上有神仙出现之类谣言。在西方神话里有专门的谣言女神，谣言之神叫做"法玛"(FAMA)。她们被描写成走得很快，长着翅膀，身上长满羽毛、眼睛、舌头、说着话的嘴和竖起的耳朵的怪物。版画家A·薄·韦伯的名作《谣言》：由无数的头和脸孔组成的一条龙形怪物正飘行于某大城市高楼林立的街道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影从数不清的窗户里向它涌来，成为它宠大身体的一部分，汇合成一个巨大的怪兽(1969)。在罗马，谣言女神遍及各种公共场所，她在日常生活、战争或选举中用的是政治辞令。有意思的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谣言还被当作神话来传播，而西方谣言上升到神话女神的地位，和其它诸神并列。谣言和神话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共同构建起远古的谣言诗学。
谣言与《易经》：《周易》本是卜筮之书，相传伏羲作八卦，这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谣言。至于其作者一般都认定是周文王，《左传》、《史记》及《汉书》等都先后明确肯定了这样一个可能的谣言。后来，儒家把它上升成为经典，成为卦象与系辞相结合的一本能预测吉凶的哲学著作。《庄子·天下》也认为"《易》以道阴阳"。其精髓就是卦象，通过卦象与卦象的演变来象征天下万物及其内在联系，用系辞来解说其意义。蒋伯潜认为："《易》之象，盖兼此三认：一曰现象，二曰意象，三曰法象。"而"吉凶由人"，是吉是凶在于解释者如何解释，这就类似于谣言，谣言本身就是解释。许多谣言就出自这些或吉或凶的解释，或者就是由它们演变而来。古人把它们视为谶语，道理就在这里。如《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家，疾如蛊。'"晋侯不解，医和则解释道："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何为蛊？"医和又进一步解释："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他的证据是：一从字形上说，皿虫为蛊，器皿长时间不用就生了虫叫做蛊；二粮食存放时间长生了虫也叫蛊，三是《周易》"蛊卦"，上艮下巽，从卦象上看，艮为山为男，巽为风为女，所以有女惑男，风落山之说。当然，这不是谣言，但其解说和谣言的原理如出一辙。只不过，谣言要比《周易》好懂。史载周宣王时，有谣言说："压弧箕服，实亡周国"。大意是桑木做的弓，箕草编的箭囊，将使周国灭亡。后来，一对卖桑弓箕囊的夫妇将一名弃婴收养，这个弃婴就是褒姒，被献给周幽王，幽王为博其一笑，开了个著名的"烽火戏诸侯"的玩笑，引起广泛骚乱，西周很快灭亡。这样的谣言和《周易》里的一些卦语一样，都需要在以后的事实中得到落实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古代众多的方士深知谣言不可能一下子被人理解(否则就不是谣言了)，就依靠这样的手法来编制了大量的谣言来骗取荣华富贵或其它私利。中国古代的谣言就这样与《周易》构建起某种谣言诗学。
古代神话和《周易》中包含着的巫文化和巫蛊文化促动了以后的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中国古代的谣言得以以歌谣和文化等面目跨时空的传播。
"最理想的传谣人正是秩序的维护者和政客"。古代中国的谣言便是大量通过儿童之口来传播的 了适合儿童传唱，谣言还被编成顺口的歌，因而，街头巷尾，黄口小儿随意的边走边唱，谣言便随之家喻户晓。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儿童一般被认为是秩序的维护者，儿童天性纯洁，一张白纸，无关利害。在古人眼里，儿童最容易与上天接近，其所唱之事必然是天人感应之至。"童言无忌"，可以预知后事。与儿童相反，政客们一般被看作是权威的化身，在古人看来，权力与知识是对等的。其与最高机密接触最多，其所言必定透露着某种隐藏的内部信息。特别是在封建专制条件下，他们的话一般较易为人所相信。同时，政客们大都是野心家，他们也乐于造谣、传谣，以便从中取利。比如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之际，社会上便谣言四起，其实都是这位野心家造的舆论。
谣言在古典时期留下的大部分痕迹都是保存在对神话、战争和历史这些根本问题的探讨中。战争和谣言是一体的。每逢改朝换代，胜利者总有一套显示自己的胜利是天命所归的说词，如周王室灭商，便言"受命于天"。并且，其祖也从此与众不同。如周的始祖后稷便是神灵护佑的。《诗经·大雅·生民》和《史记·周本纪》都有详细记载：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生民》)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人多，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史记·周本纪》)
从中不难看出，《史记》明显是抄袭《诗经》，以谣传谣。
那些不见诸于史记的战争谣言大多是民间的窃窃私语，随时随地地在发生和传播着，而且只要战争的阴影一日不消除，谣言就永远不可能消除。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归结为战争恐惧症和谣言诗学。谣言便成为战时弱者的心理安慰剂。谣言一起，暴力即至。前有邵公谏厉王止谤，后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警训，谣言也往往进入地下传播，成为妇人间耳语。谣言女神真正亲近起自己的姐妹，使闺阁厨房多了道调味剂，使粉色生活更增添一道神秘的色彩，谣言的歌声渐渐淹没在血腥的流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