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思想家往往都是离经叛道的，因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其行为就显的愚不可及，自然不会为那社会所接受和容忍。柳宗元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他《贞符》序引里说：只要"一明大道"于人世，我死而无憾。读来多少有些悲壮。
儒学到唐代已失传千年之久，为此才有柳宗元追寻大中之道和韩愈道统说的事。
韩愈说：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不得其传。其实，道统说是从佛教借鉴来的。韩愈一生以道统和排佛自居，可他这里面说的内容都不是自己的东西。苏轼说韩愈学术功底差，论事支离破碎，往往自相矛盾都不知道。韩愈道统说的核心是天命论和等级制。他反对道统以外的其他学说。韩愈仇视老百姓，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柳宗元衣冠墓
柳宗元对经典的辨析
柳宗元恰恰与其相反。清代田山畺(jiāng)赞柳宗元"奥古"。这里的奥古，不是溺古，钻故纸堆；也不是循规蹈矩，食古不化；而是博古，博大精深，通晓古今；是博采众家之长以寓其理。柳宗元在永州十年，穷经皓首，舍命读"百家书"。柳宗元始终以叛逆者的形象面世，这不是出于一己之私，一时之怨，而是究理所出，源道而发。
大家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书都损毁了，唯留有算命打卦一类的书。古时书籍经典，都是靠人手书传抄的。历经时事变迁，许多都亡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书，好多是汉以后编撰整理的。自古文人就有托古续伪的习好，大多又是借貂絮裘，所以，同一书典，因兴趣取向不同，揀书摘抄后会各不相同。而后人要辨识这些经典的真伪，没有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慧眼是很难做到的。唐时一些经书由皇帝下诏尊奉，要辩议它还得有些胆量。柳宗元不畏圣贤成理，敢为人先，所读之书，总能说出别人不曾想过或不敢想的东西来。
《鶡冠子》是叙说《道德经》的，柳宗元为了辩析它，曾往来京师寻找，后来在长沙得到这本书。柳宗元读后，满纸都是浅陋的话，说它是好事者的伪作。就是《论语》柳宗元也敢碰它辩议它。明代茅坤说："此等辩析，千年以来罕见。"柳宗元不但用他的唯物论思想论古，更勇于非今。他竟敢刨掘统治者的命根子，对披着天命论、迷信和等级制的各种邪说和骗术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更是空前绝后的事情。
《时令论》对《月令》的批判
《时令论》和《断刑论》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两篇重要代表作，柳宗元批驳迷信邪说，用实例和事实为《天说》作注解。
《时令论》批判的《月令》是儒家的大法，汉代把《月令》放到《礼记》里，当作治理国家的根本法规。唐代对《月令》十分重视，玄宗时，重新刊定为《开元礼》。贞元年间，朝廷又对《开元礼》和《月令》做了修定，以至到了神圣不可犯的地步。柳宗元在《监祭使壁记》里，详细地记述了他主持祭祀，行《开元礼》的情形。柳宗元认为，《月令》繁杂刻板的礼仪形式，牲牢酒醴菜果贡品的耗费，不是圣人所为。
他说：古时圣人作祭祀，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人事。柳宗元反对假借时令行神道的愚民作法。古时人按一年十二月七十二节候，推测天时，记算节气，以顺应寒暑变化的规律，让万事万物不违时宜，让人们提前做好生产和生活的准备。所谓"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此而已。
可《月令》里说的不是这样，观《月令》之说，里面充斥了大量的宗教迷信，把节气时令与宗教迷信混在一起来推行政令，柳宗元说这是有背于圣人之道的。行政令究时间，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需要按时令而行的，如春天修水利，夏季除草施肥，上秋种麦蓄菜，入冬修仓习武；不需要等待时令而行的，有选才任贤，审判案子，修改法令，抚恤孤寡，经商买卖等等。《时令论》里各列出了几十项。
《月令》里规定：孟春不能做"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的事，春天也不能"作淫巧以荡上心"事。柳宗元反问，难道过了这样的季节就可以做这些事吗？《月令》说，反时令会遭各种天灾人祸，以至寇戎来掠，"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迁徙之变"。柳宗元说：这都是"瞽史之语(也就是说这是瞎子说瞎话)，非出于圣人者也"。柳宗元发誓说："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他义无反顾的勇气和胆识，让人看了久久难以释怀。
《断刑论》：天道与人道相分
《断刑论》仅存下篇，从内容上看，《断刑论》延展了《时令论》的论说，突显天道与人道相分的思想。柳宗元说，圣人赏罚是为了惩劝人。而说"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这是骗人的。秋冬做了好事，要等到春夏才奖赏，做好事的人怠慢消极了；而春夏犯了法，要等到秋冬才惩罚，做坏事的人也不在乎，这是驱使天下人犯罪。只有即时刑赏，才能"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