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向来擅长的一件事，就是通过国家政体类型的划分和归类，为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规划搭建平台。
一些学者借助常人不大看得懂的巧妙运作，营造一种看起来旧民主显然高于、优于新民主的固有印象。这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命运。？？
比较政治学为美对外政策搭台
一个经常出现的现象是，一个国家无论各方面情况多糟糕，只要被归入自由民主政体，就会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怜悯”；反之，一个经济发展很有成就、治理良好的国家，如果被归到“权威”（或译作“威权”）主义政体这一类，就会莫名招来许多麻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加坡就曾遭此困扰；现在中国的遭遇也人所共知。
在政治学领域，西方国家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重视甚至不惜血本地支持比较政治学者做这一类研究，并获得了“丰硕”成果。
比如，布热津斯基冷战期间翻新了一个原本相当冷僻的概念“极权主义”。经过一番操作，使它在西方对苏联的研究中产生了影响力、破坏力不亚于核弹的效果。
自十月革命胜利后诞生“苏维埃民主”以来，直到二战结束，苏联一直自认为而且被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为民主国家。但在极权主义成为分析苏联政治的核心概念后，苏联渐渐被排挤出民主系谱。
起初这种认识的变化只发生在西方国家，几年后连苏联国内也普遍发生了“认识革命”，苏联人上下都丧失了制度自信而迷恋上了旧民主。又过了几年，苏联轰然崩塌，新民主的初始形态就此灰飞烟灭。
在普通人看来，一个国家的政体用什么词称谓是个纯学术问题。但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数十亿人目睹了这种称谓和归类的作用，目睹了软实力渗透的巨大力量。
寻找新的理论利器对付中国
1949年新中国建立，西方一开始视中国为苏联的翻版，把对付苏联的利器“极权主义”转过来用于分析中国政治。
后来他们发现中国不是苏联，极权主义这一概念用来分析中国不灵光。他们苦心孤诣地寻找新的理论利器来对付中国。
冷战行将结束之际，将新利器输入中国的时机来了。
美国比较政治学界构架了权威（威权）主义这一概念。据说，这个概念用来概括和分析佛朗哥独裁时期的西班牙政体很管用。
许多比较政治学者跟进，用它来分析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政体和政治行为，并热切企盼着被他们认定为实行权威（威权）主义的国家，都像西班牙那样发生国家政体的转型，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取代权威（威权）主义这类专制政体是近代以来公认的历史逻辑。
同时，一些嗅觉敏锐的人觉得，把它用在中国身上，功效会大大高于极权主义一词。他们认为，一旦给中国戴上权威（威权）主义政体的帽子，就能为推进“颜色革命”做好铺垫。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中国内地政治学界掀起了一波研讨权威（威权）主义的小高潮。说实话，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躬耕多年的那些中国学者很难接受这一概念。但让他们那时很难想到的是，权威（威权）主义概念现今已产生不小的影响，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
现在的情况是，至少在政治学领域，西方学者已牢牢掌握学术话语的主动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仍然只能照着说，跟着做，眼见自己的国家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舆论场中被人扣帽子，竟然也无可奈何。
增强以制度自信为核心的软实力
不同的政体或民主类型本应在平等基础上相互认同，进行对话，乃至展开博弈甚至对抗。在冷战之前就是这样。但在冷战中由于双方主要角色实力相当，不敢直接进行硬实力对抗，所以旧民主就在软实力上下大功夫，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
现在，旧民主尤其它的主要角色美国正在试图把对付苏联大获全胜的经验用于中国。
这两年，不断有在中美两国间频繁行走的有识之士告诉我们，中美关系的好时候一去不复返了。美国不仅向中国挥起经济贸易的利器，以后还可能会动用更多政治手腕，其中就包括进一步操作权威（威权）主义这类“精神核弹”。
我不大相信美国政治学家如此幼稚，但在翻阅了几位美国比较政治学者的一些近作后，发现有识之士所言非虚。
怎么办？对付这种霸凌主义和渗透的现实办法，当然就是大力加强我们自身的软硬实力。
在软实力方面，当前的核心是四个自信，尤其制度自信。如何进一步加强制度自信？我认为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无论在包括国际会议在内的国际交往中，还是在社会宣传和教育、尤其在各级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在界定和诠释我们的政治制度时，都要首先更加突出强调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接下来再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眼下突出强调作为新民主的民主共性，对我们大有好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概念中，民主是政体性的共同品格，社会主义是特殊品格。
还要特别指出，中国民主在民主的共同品格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至少是难分伯仲，有些方面甚至高于发达国家。
例如在民主的共识内涵“民有、民治、民享”方面，又如在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方面，中国民主在哪一点上都不逊于人；而在民主的形式方面，各国民主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也是很值得我们予以坚持、完善和发扬的。
另外，我们不要对“权威（威权）主义政体”这个概念视而不见，更无需躲闪回避，而应组织对西方比较政治学有深入了解的人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其本质内涵，指出这是西方给中国的国家政体硬扣帽子，目的在于打击我们的制度自信、改变我们的国家认同，潜台词是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民主转型”。
我相信，只要坚持这样做，就能有效戳穿对方的图谋。（补壹刀）
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近日在华盛顿举行。美方表示双方达成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中方表示双方在一些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意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有记者在15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问中美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态度是否一致?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美方说的是实际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中美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是一致的，没有差别。这份经贸协议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美国和世界都有利，对经贸与和平也都有利。
中美贸易谈判结束，在表述上略有差异。美方说，中美贸易谈判达成阶段性协议；中方说，中美贸易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针对表述的不同，美国媒体说，中方取得了胜利，意思是特朗普好大喜功吹嘘谈判成果，中方并未表示取得阶段性协议；中国有声音担心，中方是不是对美做了更多让步。
无论达成阶段性协议，还是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中美、对世界都是有好处的事，可谓是多赢。中美表述不同，完全是心态与表述方式的差异所致。美方心态很简单，达成协议给特朗普大选助力，当然就尽量把成果说得“到位”一些，中美虽未达成全面协议，但已经达成了部分协议并开始执行，这当然就是特朗普的政绩，当然也就是阶段性协议。中方心态则更沉稳，中美磋商虽然取得阶段性成果，虽然美方暂停进一步加征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但仍未达到最终协议预期，仍未恢复到贸易战开始前的状态，所以中方叫实质性进展。
再直白点说，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为了获得连任，哪怕取得阶段性成果都值得大书特书；对中方来说，取得阶段性成果虽然值得肯定，但达成终极协议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心态的不同决定了表达方式的不同，使得中美在表达措辞上存在差异。但实质上，中美所表述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更好理解了，中美同考90分，美国说我们考了90分，优秀；中国说，我们虽然考了90分，但距100分满分还有10分的差距，我们需要继续努力达成满分协议。就这么简单。
对于中美在第13轮经贸高级别磋商达成的实质性第一阶段的协议，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进行了回应，称美方所说情况属实。耿爽说，这份经贸协议对中国、美国和世界都有利，对经贸与和平也都有利。耿爽的评价恰当与准确。
那么，中美贸易磋商这份第一阶段的协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占豪看来，这份协议至少有四大内涵：
一、美方终于务实了
为什么说美方终于务实了？原因很简单，过去美方谈贸易是假，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是真，在这个根本矛盾上，中国不可能有半分妥协，因此美方要想达成协议，非得回到务实的合作道路上不可。
美方决定不再科技领域遏制中国了吗？占豪认为并非如此。之所以在没有做战略调整的情况下开始务实，根本原因在于两点：
一是特朗普的竞选需要，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突破性成果，是特朗普政绩的支撑。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占豪（微信公众号：占豪）在去年就曾在分析中强调，中美会在今年达成协议。现在看，虽然还未达成完整协议，但第一阶段协议已经达成，接下来还会有进一步的协议，这就意味着中美至少今年开始达成协议。有人可能会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再变卦？占豪认为，一切不能绝对保证，但特朗普变卦的成本在不断提升，其最大发生变化的可能是连任后。但无论如何，哪怕是变卦也没关系，因为对彼此来说，谈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美国经济压力非常大，达成阶段性协议是经济需要。压力并非中美任何一方，而是中美双方。美方经济压力很大，数据在不断下滑，特朗普连任需要经济数据的支撑；中国经济数据虽然尚可，但9月份外贸数据开始有所下滑，达成协议对中国来说肯定有利。
所以，美国虽然并未改变遏制中国的初衷，但迫于现实压力特朗普政府也只能开始务实了，于是中国顺水推舟，就有了这一份第一阶段的协议。
关于务实，我们从特朗普的表态上可以窥见变化。特朗普说，“完全赞同中方所说的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正因如此，“全世界都密切关注着（中美经贸磋商）。”“希望双方团队抓紧工作，及早确定第一阶段协议文本，并继续推进后续磋商。”“我认为我们已非常接近（结束贸易战）。我认为当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些表态，特朗普对中方一直坚持的立场公开表示认同还是首次，这其实已经说明特朗普正在变化。这种变化，当然是有利于中美达成协议的。至于协议支撑多久，其实并不重要，一方面中美关系保持平稳需要谈下去，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另一方面，中美也是各取所需，中国要的是时间，美国要的是实惠。
二、中方有诚意与美方进一步深化合作
中方关于贸易磋商的立场是一贯的，除了心态上随着局势发展有调整外，立场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中方要求的是平等对话，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美方要谈中方欢迎，美方要打中方奉陪到底。要谈，在不违反原则、不破中方底线的情况下，具体条款的数额、条款等方面，双方可以通过密切磋商充分表达来达成协议，但美国的过分要求中方绝不可能答应，中国的底线原则绝不会退让。在底线和原则之上，大家好说好商量。
至于诚意，中方一直都有，是美国的要求太过分，所以诚意才被当成驴肝肺。现在，美国态度发生了变化，中方诚意就能有所体现，并且愿意与美方一起推动双方的合作深化。这是有利于中美且有利于世界的好事。也正是因为这样，当美国的立场和要价正常了之后，中美就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
三、中美贸易磋商开启新模式
相比过去，这次中美贸易磋商有了新的提法，是美国首先提出来的，那就是第一阶段的协议。过去，中美贸易磋商谋求的是一次性达成所有协议，由于双方分歧大，这实际上影响了彼此的合作，也会让中美达成最终贸易协议变得更加困难。经过十几轮的磋商，双方都认识到，先把达成一致的部分用协议的方式固定下来，形成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那么接下来分析更大的磋商就更容易达成协议，所以协议分阶段达成，有利于中美达成有利于中美弥合分歧，降低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
所以，经过第13轮的中美贸易高级磋商，谈判实际上开启了新模式，即分阶段磋商，分阶段达成协议，将大的切成小的，一口一口地吃。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有利于磋商成果的不断达成，有利于不断达成共识、弥合分歧，有利于增加共同利益。当然，其坏处就是，最终协议的达成可能时间周期会比较长，未来双方可能会僵持在某个阶段。
四、政治与经贸开始分离
这次中美重启磋商，特别是第十三轮磋商，都没有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所以双方的谈判很高效，成果也很显著。与此同时，美国在政治上并未停止对中国的指摘，依然在谋求黑中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美政经开始有分离的态势，特朗普有可能要放弃过去把政治和经贸捆绑起来谈策略。事实上，把政治和经贸捆绑起来谈，其结果只能是影响经贸谈判，不会有任何好处。如果接下来中美经贸谈判与政治实现脱离，美方不再将两个问题捆绑，这有助于中美扩大共识缩小分歧。
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看看中美到底是不是会政治与经贸实现分离，如果进一步确认，则是中美关系之福。
对中美来说，谈起来最重要，谈成谈不成反倒其次；对美国来说，赶紧达成协议兑现利益很重要，特朗普大选时不我待；对中国来说，市场需求在那摆着，只要价格合理，买东西买谁的都是买，怎么做对自己有利怎么做，而且对中国来说，时间才是最重要的，谈下去是好事，谈成一些更是好事。
为了大选，特朗普终于务实了。虽然，这务实还需要更多利益与共识来夯实，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端。（占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