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的军事实力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无论是陆军、空军,还是海军目前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不过因为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各种因素依旧存在的原因,我国在未来发展的道路还会遇到很多的阻碍,比如到现在为止,西方对于某些方面的技术封锁、商品在国际上会受到不平等待遇等现象依旧存在。那么就国家的层面而言,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将要遇到的最大威胁是谁呢?对此美国竟然恬不知耻地做出了预测,不过从美国预测的结果来看,还真的给我国提了个醒。

从报道来看,做出此次预测的为白宫智库的詹宁斯团队,他们认为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政策的不断推行,海军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已经显得尤为重要,美国之所以今天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航行”的原因就是其拥有强大的海军,中国的海军力量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尤其是在现阶段尤为重要的航母领域,在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服役之后,中国没用多长时间就下水了第一艘国产航母,其后续的航母建造计划也已经正在进行落实。除此之外,中国在驱逐舰、护卫舰、核潜艇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发展,综合实力甚至已经可以和俄罗斯相比较,不过在说完这些之后,詹宁斯却话锋一转称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也很多。

在提到中国未来将会面临哪些威胁的时候,詹宁斯的话让人无比愤怒,他称“中国在亚洲地区虽说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在军事方面的不足还有很多”。其中他重点所说的就是海军领域,给出最大威胁的国家为日本,众所周知,日本是亚洲地区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发达国家,得益于美国的支持,日本得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性国家,海军方面,日本拥有许多非常先进舰艇,尤其是在大型水面舰艇方面,日本的“出云”级直升机航母的性能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另外在驱逐舰方面,日本目前也已经开始拥有万吨战舰。

从上面可以看出,詹宁斯所认为的威胁并不全面,首先在大型水面舰艇方面,我国即将实现双航母的伟大壮举,综合能力要比日本的直升机航母强,其次虽然日本拥有万吨战舰,但是和我国的055大驱比起来,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另外如今的国家实力的强盛已经不再仅仅是看军事一方面,其他比如国土、战略纵深、国民团结成都等都是不可忽视的一环,而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发展潜力不足,现阶段所能拥有的已经是其最饱和的军事状态,如果一味进行发展的话,只会适得其反,甚至连国内经济也会被拖垮。

不过虽然说我们的发展不会受到来自日本的太大影响,但是詹宁斯所说的这番言论并不是没有道理,要知道在上世纪的事情一定不会允许再发生,这值得我国警惕。另外詹宁斯根本没有意识到跟问题的核心所在,如果说哪个国家是威胁因素的话,那么美国肯定要数第一个,这些年以来,美国在国际上“四处树敌”,造成的反向影响已经足够恶劣,所以说美国不仅是我们的威胁,还是全世界的威胁。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渐强大,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正在降低,并且因为世界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美国所遭受到的威胁也在增多,比如因为洲际导弹和反舰导弹的存在,美国强大的海军舰队已经不敢再像之前那样的“自由航行”,在许多时间上美国的意见也不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种种事迹都表明,美国目前所受到的威胁正在逐渐增多。那么就现阶段而言,美国所受到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呢?对此美国四星上将约翰·艾伦直接称,虽然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崛起,但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并不在此,而是近些年正在加剧的美国枪击事件,如果枪击事件持续发生的话,势必会让美国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下降。

从约翰·艾伦话中不难看出来,他认为目前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美国内部,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所面临的枪击问题确实不可小觑,自从911事件之后,美国民众持枪的比例越来越大,虽然民众持有枪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但是无形之中也增加了枪击事件发生的概率。根据有关部门统计,近些年来,美国国内的枪击案件时间成几何式上升,仅仅2019年到目前为止,全美因为枪击事件已经有8758名平民丧生,平均每一天就要有20人因为枪击事件而丧生,不过即便这样,美国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禁枪的意愿。

在本月初的时候,美国相继发生了两起特大枪击事件,两个案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均超过了20人,但美国总统在对这两起事件进行回应的时候也只是对暴力行为进行了谴责,并没有提到控制枪支的有关事情,如果从常理来说的话,只要美国境内能够永久性的地址自由持枪,那么其内部威胁将会大大降低,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大家都知道,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部分金钱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直接导致美国具有很多的流浪人员和生活质量处在平均线之下的人员,难免会发生例如抢劫这样的事件,如果民众合法持枪的话,这些事件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少,这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非常愿意看到的事情。

另外美国的持枪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内部已经拥有了非常完善的枪支买卖市场和枪支买卖文化,如果一旦禁枪的话,那么势必会对该行业造成很大的打击,从而有会增加一些不必要时间的发生,另外目前美国步枪协会的政治力量十分强大,背后甚至还有华尔街的犹太人大佬所撑腰,所以说即便美国想要将禁枪进行到底,其所面临的困难也是非常巨大的。而对于民众而言,如果枪支禁令不能很好实行的话,那么诸如之前的枪击案件还是可能会发生,如今美国的枪击案件尚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如果一旦出现不可控的情况,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将会是毁灭性的灾难。

不过约翰·艾伦此次所提出来的该情况并不被其他人员所接受,从立场来看,约翰·艾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国主义者,在他的心中,美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是世界最强的,所以他并不担心这些外部因素。但是从近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威胁同样不小,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美国的伊朗正在降低,美国在国际上的口碑也越来越差。所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外部威胁要比内部威胁还要大。
历史上,大国崛起似乎常常导致冲突。正是根据这种认识的惯性,中国的和平发展被美国某些右翼势力视为当然的“威胁”。中国则反复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研究清楚美国如何认识自己与世界,以及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逻辑,有助于我们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展开更具建设性的思考。

1
美国是一个“帝国”吗?
用美国的话说,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和维护其在全球“有力而可靠的领导地位”。对此,美国一些保守政治家似乎反倒更为坦然。他们甚至主张,美国不如干脆承认自己是一个“帝国”,其原因在于反正自战后以来,“美国便在全世界承担庞大的责任义务”。
1990年,美国提出“世界新秩序”概念。在随后的“后冷战时代第一战”中,美国取得“胜利”,并以此“终于治愈了越南战争的创伤”。此后,“美国全球责任范围又在扩张”。一些学者因而发问:美国是否真的会演变成类似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的“帝国”?
答案:既“是”,也“不是”。因为,美国的确在追求全球性霸权,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帝国。这种不同的核心在于,美国自认为不仅有强制别人服从的“硬力量”,而且自认为有影响、引导别人服从的“软力量”;美国的眼里不仅装着别国的土地,而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试图用美国式的文化、制度来改造世界——“美国是一个发现自己负有把全球都变成和美国空间完全一样的使命的国家”。在某些美国人看来,世界都变得像美国那样的话,也就变得美好了。
当然,美国也承认,自己在历史上发动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争。但是,在某些美国人看来,他们之所以进行战争,也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或者说给各国提供彼此都能受益的“秩序”。所以,这些美国人将自己的“帝国”称作什么“仁慈的帝国”,将自己追求的霸权定义为什么“良性的霸权”,将自己的文明定性为奈保尔所说的什么“普世文明”,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看作是什么西方文化被广泛接受的过程。
这种用美国式的文化、制度一统天下的心态,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在形式上倒是多少具有“天下”理念的外在特征。

2
美国试图如何“治国”与“平天下”?
传统上,中国中原文明对周边的影响力更多来自于文化的教化,即,使“化外”之人最终接受中原文明的“教化”。“中华”更多是指一种统一的“先进文化”。
千百年来,从仰慕“先进的生产力”到接受“先进文化”,进而至于政治的服从,是中国作为国家不断扩大以及作为一种文明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基本模式。
中华文化不是地域性质的、民族或种族性质的,而是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生产生活方式甚至情感审美模式。
如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西方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10亿左右的欧洲人和美洲人分别生活在50多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中;而10多亿中国人则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多的民族、种族,并存着那么多的宗教或准宗教信仰,在历史上还经历了那么多的分分合合。
所以,卢西恩·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连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也承认,“帝国精神似乎不是中国历史或政策的核心”。
但清末以降,中国逐步丧失了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康有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的上清帝书中说,“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甚至一度有日本人自称为“中华”——在他们眼里,日本似乎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历史上,朝鲜、越南在中原衰微之际也都出现过自称为“中华”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式的文、武扩张反倒使美国式的新帝国主义兼有了传统帝国主义和“天下”理念外在形态的双重特征。
美国人认为,自1913年威尔逊总统始,美国对外政策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理想主义时代,因为威尔逊据称“提倡一种超越美国自我利益、谋求人类善意的外交”。此后,尽管不同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各有其特点,但是所谓的“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其线索始终延续。
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构想中,美国的基本利益与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治经济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盛行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美国的理想“不但能生存,而且还能开花结果”。

1994年,美国推出《参与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所谓“扩展战略”。美国把维护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作为出发点,将“安全、经济和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支柱,认为“促进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全世界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制度”。报告特别强调,“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加入这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共同体”。
此后,即便是在“全球反恐”的国际大背景下,以美国式的文化、制度来“一统天下”的基本线索和逻辑也仍然在延续。在今天的世界,真正的大国“必有某种独特的经验和力量持久地影响着时代,也就是说它必须提供一种可供遵循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制度两个方面”。尼克松坦白地声称:“我们有资格去领导吗?除非我们拥有超越和平、超越我们的安全、超越我们的富裕的价值观念,否则,我们就不能领导。……今天,美国必须再一次证明,我们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有道德、讲原则的国家,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3
美国怎样定位中国?
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时代,例如1993年布热津斯基出版的《大失控》、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出版的《大混乱》等便持这样的观点,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西方迎来了推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全球化、建立一个更类似于自己的世界的大好时机。
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中说:“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将自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定题为“历史的终结”。福山“浪漫地”声称,“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
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似乎堪称“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规模、军事实力、技术优势仍然十分明显,其市场经济模式似乎也曾一度引领着一些国家的制度变革,美国还持续以所谓的“民主”与“人权”理念试图占据所谓的“道德高地”,而其处理和解决全球事务的制度、体系、程序等所谓的“国际机制”也似乎一度处于推广之中——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历次对外行动中连连以极小的代价赢得了所谓的“重大胜利”,使得美国更倾向于在全球采取进攻性的态势。这种态势在不同时期一定程度上所谓的“战略收缩”中,事实上仍在延续。
这样,似乎无可避免的问题与困境出现了:在美国某些右翼势力眼里,中国经济的起飞、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扩大等等便显得十分突出。无论是作为所谓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还是作为所谓新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新秩序的推动者,还是作为所谓当今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当然最为关注那些实力相对强大或者上升势头较快的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于中国的定位始终存在着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1992年,哈里·哈丁率先提出了“非敌非友论”。他在《脆弱的关系:1971以来的美国和中国》一书中说:“美国的政策应当基于这样的认识:两国的利益既不完全一致,也不完全冲突,而是部分一致,部分对抗。中国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敌手,而是美国必须与之对话、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用力气与之讨价还价的国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出现了一波蔓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约瑟夫·奈也认为,“巨大的、不断繁荣的国家可能在其边界之外显示力量”,中国作为“具有文化优越感和在历史上曾遭受世界上其他国家痛苦对待的国家,是难以安于现状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和世界秩序的其他部分形成挑战”。
当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则更为务实一些,他们认为: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敌人还是朋友,还在变化之中;而“如果把中国视作敌人对待,那么它就会变成敌人”;“如何对待中国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4
美国对华政策:从历史透视未来
由此而言,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政府的全球政策看似波动幅度扩大,甚至在特定阶段可能出现对美国自身前一阶段政策的某种“反动”,其对华政策也可能看似散乱,甚至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商人型”的逐利驱动,更甚而在一些特定时段和特定问题上出现不少看似很是“无厘头”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拉长观察美国“世界观”和对华政策的时间轴,用更宏大的叙事方式来予以解读,如此,或许透过这些“散乱”和“无厘头”,你就能够看得更深、看到更多。
如果你具有历史眼光,你会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逻辑中找到长期、稳定的历史线索。如果你具有战略眼光,你会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逻辑中预见到今天我们面对的基本格局。但是,从后冷战时代美国有关中国定位的讨论可以看出,今天正在发生的这些固然具有其历史延续性和内在逻辑的现象,也并不必然是通往未来的唯一路径。
所以,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你是负责任的思想家,你可以由此思考,如何勇于面对、妥为应对我们面临的这样那样、程度烈度各异的冲突,同时积极探索、努力构建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将人类社会导向一个持久和平、协调合作、共同繁荣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