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离胡志明路线的黎笋集团
1975年4月30日，经过长达20年的抗美战争，越南最终统一，战争硝烟散去，当广南省岘港和西贡的街头响起庆祝胜利的欢呼声时，原本支离破碎的越南国土重归一统，这个新生的国家却在胜利的狂热中迎来了一个错位的选择。
胡志明早年提出的民族统一优先、经济复苏为重的治国路线，本应作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的重建蓝图。随着胡志明的去世，以及南北统一战事的胜利，越南执政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以黎笋为核心的强硬派集团，他们一系列激进而错误的决策，深刻地改变了越南的历史走向。
黎笋是抗美战争中一位极具个人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早年以坚定的革命立场而著称。统一后，他迅速掌握了越共中央权力，并主导了国家政局。在接管南方的过程中，北方政府接管了西贡及周边地区大量的私人企业、工厂和土地，对南方实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
许多土地被没收，分配给合作社；私营工商业被直接国有化，以期望快速将南方纳入北方的经济体系。这样的政策并未像预期那样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打破了南方原本灵活的市场经济体系，导致生产停滞、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
与此同时，黎笋政权将这种过左的国内政策延续到国际舞台上。他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完全倒向苏联，希望通过争取苏联的支持，既巩固政权，又确立区域霸主的地位。黎笋试图通过建立“印支联邦”来控制老挝和柬埔寨，将两国变为从属越南的附庸。在柬埔寨，黎笋更是强行干涉国内事务，对抗波尔布特政权。越南大军进入柬埔寨挑起了新一轮战争，而这一举动直接激怒了中国，使中越关系迅速恶化。
中越关系的急剧恶化
越南与中国边境的形势从1978年起迅速恶化，边境地区硝烟渐起，昔日的革命同志变成了刀兵相向的对手。从1978年8月开始，越南军队在中越边境地区频繁挑衅。凭借人数和武器上的优势，他们在中越边境地区对多个中国村庄和哨点展开骚扰和军事入侵。
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期内，越南军队进行了700余次武装挑衅，侵占中国领土160余处。越南士兵不仅破坏了当地的民生设施，还直接导致大量平民和解放军官兵的死伤。孔明山、班岭等边境地区变成了双方对峙的中心地带，当地的中国边民在越南人的威胁下几乎无法正常耕作，许多村庄的田地被荒废，中国边防士兵与村民昼夜筹备防御工事，生活骤然陷入紧张。
越南政府在这些军事挑衅中表现出极为强硬的态度，似乎试图以这种方式试探中国的底线。中国政府不得不加以回应，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交涉，然而越南政府非但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不少中越边境村庄在朝夕之间枪声四起，曾经平静的农田和小村落逐渐成为战火的前沿。
面对这样的局势，197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重要会议，研究并决定针对越南的侵略行为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并由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协调筹备实施。12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战斗命令，明确将以打击越南一线边防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削弱对方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摧毁其军事设施。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展开
1979年2月17日，广西、云南边境线上笼罩着一层紧张的氛围。此时，数十万解放军士兵已经枕戈待旦，迫切等待中央军委下达的最后命令。随着指挥机关的无线电波传递而出，反击战正式打响。天蒙蒙亮时，炮火首先撕裂了清晨的寂静，数百门榴弹炮和多管火箭发射器同时开火，猛烈轰击越南一线边防阵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时分多路发起进攻，从广西东兴到云南河口，战线绵延数百公里，战斗激烈程度前所未有。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如虎狼之师，将突破口对准越军的一些关键防御点。解放军以精确的火力和快速谈不上停息的日夜攻势，摧毁了多个越军在边界修筑的工事和隐蔽的碉堡。广西方向的部队迅速突入谅山，云南方向则势如破竹地穿越老街地区，摧毁了越军沿边方向的多层防御网。
战斗中，越军依靠熟悉的地形和游击战术，屡屡企图通过埋设伏击点和地雷网挽回局势。然而，解放军经过周密的战前演练，多次以巧妙的战术避开雷区或以排雷设备快速清除障碍。某些突击队甚至直接手持探雷器，背着钢板深入敌军腹地，有时为了避免大规模伤亡，他们不得不用手刨开周围的松土。
28天的作战中，解放军速战速决的策略得到了贯彻。许多越军在短时间内被击溃，前线阵地接连丧失。至3月16日，中国完成了作战目标，部队陆续撤回国内。但战斗之后的边境却并未归于平静。一些越南人认为，中国的自卫还击只是一场速战行动，并试图模仿抗美战争，以持久战拖垮中国。坊间流传着越南人的自嘲：“幸亏撤得早。”这种侥幸心理却掩盖不了越军在正面战场的损失和士气低迷的现实。
边境纷争再起与中国的应对
中越战争的硝烟虽然暂时散去，但边境线上依然暗潮汹涌。中国政府在战后立足于和平解决争端，多次向越南提出边界谈判的建议，以期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和平。这种和平的诚意并未被越南当局所接受。表面上，越南作出主谈的姿态，然而暗地里却大力扩军备战，组织工兵在中越边境修筑新的防御工事，同时不断挑起小规模冲突。
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越南军队陆续在法卡山、扣林山、老山等要点地区频繁活动，袭扰中国边防哨所和周边村庄。许多中国边民被迫连夜撤离家园，部分村庄甚至变为了“无人区”。老山地区的一位老农曾无奈地对解放军干部说道：“枪响了，村里人跑光了，山上的牛还没赶回家。”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军队决定实施局部的反击行动。1981年，法卡山、扣林山战斗率先打响，边防部队采取迅猛的攻势，清除了越军在这些区域内的威胁。越军虽试图反扑，但并未占到便宜，逐渐被击退。随后，中方进一步加强对老山、者阴山等核心地区的控制，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守兼备的长期作战。
“两山轮战”是整个中越边境对峙中的核心战斗线，持续了数年之久。解放军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在巩固防线的基础上多次击退越军攻势，终于使整个边境地区趋于平静。
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动荡和冲突中的国家来说，这场旷日持久的边境战争不仅耗尽了越南相对有限的国力，更给战后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创伤。当炮声渐渐远去，越南人民回归日常生活时才发现，这片曾被无数人用鲜血捍卫的土地，如今千疮百孔。
中越对比下的鲜明反差
在中越冲突结束后的十数年间，中越两国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局面。战火停息后，中国以改革开放为契机，迅速调整政策，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大幅提高了资源生产率。在中国南方的农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的大规模农业改革，让农民重新焕发出对土地耕作的热情，极大提升了农业产量。而沿海城市建立的经济特区，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外贸和制造业通过这些窗口迅速发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城市化进程显著提速，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与中国的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越南国内却依旧在战争的废墟中苟延残喘。黎笋政府在战后数年间迟迟未调整政策，对过度集中的经济体系抱有幻想，依然试图通过集体化和国有化实现经济复苏，结果却进一步拉低经济增长的底线。南方流离失所的农民抱怨无处诉说，大批城市中的失业工人只能维持在贫困线边缘勉强度日。工业停滞、农业停产，社会资源流转陷入瘫痪。
而此时的大量越南民众，已经开始意识到政府在冲突期间和之后的政策失误直接导致了今日的困境。一些在战斗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如今看着破败的乡村和荒芜的田地，难掩悲愤之情。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越南才逐渐发现，依靠苏联和盲目扩张只会让国家背负越来越沉重的负担。随着冷战的结束，越南被迫对外开放经济，尝试与邻国和国际社会修复关系并吸引外资。与中国相比，这种调整失去了改革的黄金时期，导致越南在技术水平、工业实力与基础设施建设上已经被严重拉开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