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索马里想购买一批战机充实国防，但由于此前同时得罪了美苏，不得不向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我国求助。
面对索马里想要购买26架歼6战机的请求，我国欣然应允。
然而，本是一桩公平合理的交易，却在索马里得到战机后的翻脸不认人中化为乌有。不仅如此，索方更是叫嚣要钱没有，要命不给。
一时间，国际上不少国家化身“吃瓜群众”，想要看我国的笑话。
然而，我国非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只是略施小计，就化解了这个困境。不仅让索马里乖乖奉上钱款，更是端走了他们的“铁饭碗”，让他们后悔不迭。
1979年9月，我国正式派遣以刘文为首的代表团，远赴索马里处理这26架歼6的交易请求。
因为是第一次与索马里交易，代表团的成员们都十分紧张。一方面，要在谈判中坚守底线，争取为国家谋求更大利益；另一方面，还得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掉进索马里的谈判陷阱中。
与此同时，代表团团长刘文却在思索另一件事。
因为我国最新研制的战机遇到了技术瓶颈，急需一个新思路。所以在出发前，组织上特意交待，希望他可以尽力斡旋，将索马里手里的苏22战机发动机搞来。
也就是说，此行不仅要尽可能争取外汇，更要为我国战斗机研制领域作技术积累。一想到这里，刘文不禁觉得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
9月8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如期抵达索马里首都，并受到了对方的高规格接待。一路上，索方人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各种嘘寒问暖，不禁令代表团成员们受宠若惊。
可是这种热情，也让团长刘文心中暗暗生疑。
果然不其然，当谈判开始后，这种“热情”依然没有削减，反而更加强烈。索方人员不断恭维我国是一只觉醒的雄狮、是一个即将崛起的超级大国、未来必然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帜等等，就是绝口不提战机报价。
看到这种情况，刘文不禁心中了然，这是给咱们戴高帽呐。
表面上是索马里在向中国表达他们的崇敬，但实际上是把中国架在火上烤。咱们都这么捧你们了，你们还好意思管我们要钱吗？
然而，咱们代表团的成员也不是一无是处的酒囊饭袋，在听出索方的小心思后，不卑不亢的打断道：“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并且我们相信，索马里是报着和我国一样的诚意来看待此次合作的，不是吗？”
面对我国代表团这么一招“软钉子”，索马里也只得哑巴吃黄莲，放下了那点上不得台面的小心思，老老实实继续谈判。
见索方服了软，刘文趁热打铁，提出了我方的报价。我们愿意以贵方手里等量的苏22战斗机发动机，来换取我方的歼6。
许是刘文的急不可耐，令索方人员嗅到了机会。他们相视一眼，眼神中尽是按捺不住的狂喜和贪婪。稍倾，便狮子大开口，不仅要求我方白送歼6，更要支付200万至500美元的“差价”。
听到这样荒唐的报价，刘文他们差点被气歪了鼻子。直言如果你们不想好好谈判，那咱们就不谈了。现在是你们被美苏包围，着急的是你们。
见中方代表团软硬不吃，索马里代表团不得不认栽，拿出了当初与苏联方面的战机购买合同。
原来，根据条款，索马里仅需要支付合同款项里的50%，也就是66万卢布，折合成人民币不过6万多点。
要不是我方代表团的据理力争，我国很有可能就要在不知不觉间踏入了索马里的圈套，而当看到中国不好蒙骗时，索马里代表团也终于偃旗息鼓。
在经历了一系列索马里代表团内部的博弈和推诿后，他们终于下定决心与我国签订了正式合同。
这份合同总价值约3310万美元，涉及到交易的26架歼6中，有4架用来换取索马里方面等量的苏22战斗机的发动机。
总的来说，这是一场公正公正的交易，之后就是钱货交接了。而完成交易的刘文等人，也心满意足的踏上了归国旅程。
然而，本该利索的交接环节，却又被索马里玩出了花样。
当索马里成功接收到我国送去的歼6战机后，竟以财政紧张为由，拒绝支付尾款。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9年里，索马里更是把“欠钱是大爷”这句俗语，演绎的淋漓尽致。
直到1988年，这场持续9年的交易依然没有完成。而欠了我国1700万美元的索马里，却依然一副没事人的模样，整日在我们面前刷存在感。
可是，索马里不知道的是，哪怕是再好的飞机，也是需要维护的。可是他们连制造的能力都没有，又哪里会维护呢？不得以之下，索马里政府竟又厚着脸皮求上中国。
这种老赖，咱们怎么能惯着？于是，我国一直与他们打官腔、推太极。
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敢跟我们急，竟然拿着当初的合同，要求我国履行合约，否则就要将我国告上国际法庭。
这可真是把我国气笑了。断然回绝，除非你们先履行合同，把尾款结了，否则就该干嘛干嘛去。
迫于形势，索马里只能选择屈服，他们东拼西凑的凑到了300万美元，终于换来了我国政府的点头。
就这样，我国拿回了300万美元的欠款，可是剩下的1,400万美元又该怎么办？
可是在1988年的维修事件以后，索马里政府似乎是吃定我国，各种耍赖皮的手段不绝，愣是对我们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
几次催讨之后，我国也明白过来，看来想让他们还钱是不可能了。那么既然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拿钱，是否可以考虑用别的方式呢？
于是乎，1989年2月，我国与索马里的海军和空军代表签订了捕鱼协议，当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
但实际上，是我们看上了索马里的海洋收益。
海洋产业向来都是索马里政府的经济支柱，既然他们不肯老实还钱，那我们就自己从他们的自然资源挖走本就属于我们的那一杯羹。
在协议正式生效以后，我国便派出了大批的渔船和大量的渔民前往索马里开始出海捕鱼。
在各项政策的配合之下，我国渔民在索马里海域的捕捞量逐渐增大，而且成交数量也与日俱增，不少索马里客户与我国渔民都建立了良好的持久的合作关系，双方也在更多领域展开了深层次的合作。
当索马里政府逐渐意识到中国渔民已经抢占了他们大部分的海洋产业市场时，他们已经无法扭转市场的现状了。
虽然我国现在每年在索马里海域中获得的利润，并不能比得上那1400万美元的欠款，但是利润的收取是一项长期的过程。即便是未来我们已经成功拿回了欠款，索马里和我们的海洋产业契约也仍旧在继续。
我国政府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两国关系，并且用了相当巧妙的一记招式来化解要不回欠款的尴尬局面。现在双方的表面稳定并没有被打破，中国也能长久的进行渔业劳动，这就是最好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