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胡子的起因甚为复杂，应该与中国十七世纪时的政策有关。根据《辽东招民开垦条例》，1644至1667年间，山东百姓移民满洲者甚多，辽东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河北及河南百姓迁至鞍山、辽阳和营口，而山东百姓迁至了大连和丹东。前来关东的移民，大多自主觅地耕作，不受法律保护，朝廷对其生存状况也不闻不问，采取听之任之，自生自灭的态度。时光流逝，不少闯关东者，生活穷困潦倒，难以为继。
俄罗斯汉学家比丘林(1777 - 1853)，在其著作《中华帝国之统计录》中写道，满洲移民中，有内地因罪获刑者，被遣送或驱逐满洲。此类人群，毫无疑问，将威胁满洲治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帕诺称黑龙江依兰是罪恶之城，堪称"索多玛第二"。英国作家格拉哈姆于1886年访问齐齐哈尔，称所到之处，匪患肆虐，他说，此城堪比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博特尼湾，好一个非法移民和苦役犯的天堂。
当时满洲地区警力匮乏，治安混乱，加上关内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大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列强干涉，步步紧逼……这些都催生了民间匪盗红胡子。1878年之后，清朝取消满洲移民禁令，移民激增，红胡子也猖獗起来。尤其是关外的八旗军奉调入关，前往清剿太平军。此时，关外驻兵骤减，防卫空虚，红胡子的队伍更是趁机壮大。
构成 红胡子成为"跨国"土匪
红胡子主力，乃十九世纪中叶移民关外者，即民间所说"闯关东"的人。其中，不仅有无依无靠，两手空空的无产者，亦有从有产者沦为无产者之徒，他们对官府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
中朝边界是红胡子之天堂。据载，两国边界拓有宽为八九十公里的缓冲地，有红胡子进入缓冲地后，依傍崇山峻岭，在今日丹东附近建立了大本营，并不断发展壮大。至清末，这股红胡子势力竟然创立了一个准行政主体，对外称之为"夹皮沟红胡子共和国"。此后，一些朝鲜人闻之，竟也越境加盟。
据1917年1月31日，外阿穆尔地区边境侦察报告中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期，羁押在俄国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的德奥战俘营，屡次发生战俘逃亡事件。他们大多流入满洲境内，其中部分战俘加入红胡子。
在二十世纪初的满洲红胡子里，也有俄国哥萨克，他们是典型的带路党，专门指引华人红胡子抢劫满洲境内的俄国势力。那时，松花江右岸的新城是蒙古、北满直达海参崴的货运枢纽，也是松花江航运的重要码头之一，在商业及运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城内建有20余家榨油厂，两家毛皮加工厂，它们成为红胡子垂涎已久的猎物。1902年，中俄红胡子数百人策马持枪杀入新城，孰料情报欠准。当时恰有俄国中东路卫兵百余人在城内驻扎，双方激烈交火后，红胡子被击毙百余人，俘获二十余人，其中有七人是俄国哥萨克。
东北的中长铁路是红胡子的主要洗劫对象，俄国往来列车虽有士兵押运，却也经常遇袭遭劫，人员财物均有损失。俄国人曾想对铁路沿线之莽原峻岭实施清剿，但红胡子自始至终未离开铁道两侧十公里。史书有载，红胡子客观上使东北之地免遭俄军之涂炭。故而，俄国人憎恶红胡子亦有其原因。红胡子首领唐殿荣，祖籍山东，起初在关外充当哨官，滋事犯法，后远遁深山峡谷，集结流亡兵勇三万余众，成为红胡子的重要一支。唐殿荣从不洗劫中国商队，专门抢夺俄国军商之财，甚至穿越国界，深入俄境打家劫舍，获取粮草和弹药。其麾下的红胡子，枪法精湛，武艺高强，号令严明，不仅国内官军奈其不得，连俄军也大为头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