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就开始通知开会批判了，紧接着外事会议一开，不但禁止我去张闻天家，而且连留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车、找人帮我打点运回。当时我虽然大吃一惊，却仍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一边为张闻天的命运惋惜，一边也想到自己，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一定会受牵连，但又以为没什么了不起。
过了几天，召开外事会议，会议开始后，结合文件的传达，大家开始揭发批判，说不限时间，一定要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接着张闻天检讨，会议开始了批判。这一来，一些部门的党委委员和驻外大使争相发言(看来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备而来)，其火力之猛烈和气氛之紧张，实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见过的。
这样大轰大鸣了一个礼拜左右，每天去中南海开的外事会议就慢慢降温了，会议内容也变得很单调，集中攻击张闻天的"里通外国"问题。最后除主持人和会议记录外，就只剩下张闻天刘英夫妇、我们几个有干系的人和专门安排的一小批支撑门面、找岔子、施压力的积极分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