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毛泽东相信，至少希望，他所开创的这一新的革命道路能够对那些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当毛泽东得知斯大林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时，他自然深受鼓舞。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毛泽东就颇为自信地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刚刚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苏联和东欧各国不重视、不了解中国革命会经常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发现他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正在遇到挑战。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最开始发起这种挑战的是英共。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一篇文章时，需要删去毛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等论断。英方认为，这个原则在英国已经不适用了。否定这个原则的普遍性，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它不仅和他的经验不同和他的理念不同，而且几乎等于要否定他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的普遍适用性。因此，他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联络部告诉波立特："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做什么修正。"他并且告诉波立特，苏联同志在发表他的这篇文章的俄文版时，也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任何异议。言外之意，苏联党也是赞成他的这个观点的但英共依旧我行我素，毛泽东的那些论断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发表时还是被删掉了。一年以后，当波立特来到中国时，毛泽东对这件事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并当面强调"工人阶级只有用武装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取得政权"，告诫英共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和工党混为一谈，去侈谈什么"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当然，波立特对此也是不以为然
英共对武装斗争以及暴力革命的态度固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但他最初还只是把它看成孤立的现象。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发源地的苏联也会产生同十月革命方式背道而驰的"和平过渡"思想。这个冲击之大，使他倍感吃惊。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肯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毛泽东的不安看起来比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要严重。在苏共"二十大"尚未结束，中共中央还不十分了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之际，毛泽东就明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观点有不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