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毛批评斯大林不该在1947年延安失守时提议与蒋和谈，不该在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时还要中共停下来与南京谈判，尤其不该怀疑他可能是中国的铁托，如此等等。同样，围绕着1950年朝鲜战争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再三求助于中国，并且因为毛泽东决定出兵而对毛泽东改变看法，这又使他十分满意，以后多次提到这件事。这些情况都说明，毛泽东把斯大林的信任看得很重，同时也表明，他对斯大林虽有不满，但多属于个人情感上和一般利益上的矛盾，本质上并无太多恶感。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保持对斯大林的某些好感，无疑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个一致，正如他在1949年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就是在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十月革命这一榜样，又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才会有共产党，才会有毛泽东，才会有它的1949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不论斯大林有怎样的问题，不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多少错误，斯大林毕竟是列宁主义的扞卫者，是少数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特殊意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特别让毛泽东欣赏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斯大林就当着前去访问的刘少奇等人的面，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肯定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等等。这样的评价，对于多少具有传统的中国中心观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精辟了！
实际上，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少中共领导人就公开宣传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对整个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些人在，毛泽东始终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自觉思想尚未成体系。如今斯大林明确加以肯定，这无疑让他深受鼓舞。毛泽东是那种总是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姿态，一心希望对中国、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政治家。因此，他非常看重他的革命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而这个时候，区别于俄国革命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毛泽东把他的这一贡献称之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所讲的"马列主义"，就是指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而所谓"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则是指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方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独特形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