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最看不起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诗人、小说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巴金、朱自清和沈从文在他的心目中全是跳蚤过秤--没斤没两的。当年，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就要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曰"跑警报"。跑警报时个个只恨爹妈生的腿短，哪顾得上什么斯文气象？有一回，刘文典慌不择路，冷不丁发现"山民"沈从文的脚力极佳，倏忽间就如脱兔般抢到前面，成了领跑员，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对身边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西南联大给沈从文发教授聘书，刘文典更加不悦，当众吼吼有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沈从文讲授的语体文写作，在刘文典看来，简直就是小儿科，难登大雅之堂。好在沈从文生性谦和，克己忍让，对刘文典的轻侮之词并没有抗辩的意思。但闻一多是火烈性情，爱打抱不平，可咽不下这口气。
1943年春，刘文典受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之邀，为张母撰写墓志铭。当地士绅还玩出一个大忽悠：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心存畏惧，不肯前往。他们请刘文典去考察一番，作几篇游记，说明"瘴气"并非水土空气中含有毒质，只不过是疟蚊作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一来，消除了"瘴乡"之名，其他学者方肯前来，地方财源亦可得开发。刘文典没想那么多，只图求一大笔酬金和十两上好的"云土"，也不向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打声招呼，就擅自旷教半年，这可是玩忽职守。闻一多征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支持和同意，以讥讽的言词（"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写信通知刘文典正式收回联大寄发给他的聘书，就这样兵不血刃，将这位名教授扫地出门。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等人曾为刘文典求情，力陈老先生从北平辗转南来，宁死不做汉奸，爱国之心不后于人。闻一多却不肯让步："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刘文典纵然放低身架，答应雨季之后回校授课，下一学年增加课时以为弥补，也扭转不了既成事实。他走的最后一步棋是给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信，为自己的旷教行为作出辩解：
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
过了将近两个月，梅贻琦才以短信回复，只是敷衍一番，并无半词挽留。万不得已，刘文典含垢忍辱，从此改换门庭，应熊庆来之邀，去云南大学文史系屈就教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