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成员周履锵在晚年撰写的《听彭述之讲课》一文中，回忆了彭述之1947年在上海办哲学班的情况：
1947年春，我到了上海，受周仁生的影响，初步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经常阅读《青年与妇女》、《求真》、《新旗》等托派刊物。《求真》每期都有陈人白写的文章。大约这一年的三四月份的一天，周仁生对我说："上海有一个哲学班，每星期日上午，陈人白教授主讲。"我当然乐意参加，他带我到卡德路（现在叫石门二路）山海关路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
听课的人背后甚至当面称陈先生为欧伯。后来才知道，欧伯就是彭述之，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领袖。
……其实彭述之讲课时根本不用教材，都是直接口述的。一次课或一个课题结束后，将笔记稍一整理，就是完整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可惜当年的笔记本都没有保存下来……我敬佩彭述之的渊博知识和革命经历，二年所受到的教育是终身难忘的……
1948年春，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取得重大胜利之际，彭述之和刘家良在托派"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当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后，彭述之等将"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对新政权跃跃欲试。而当时中国托派总人数不超过500，彭述之等人的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
上海解放前夕，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并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1952年12月22日，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宣布取缔大陆的中国托派组织。由于港英当局的逼迫，彭述之到香港不久便流亡越南西贡和第四国际驻地巴黎。1973年后，彭述之定居美国。
彭述之陈碧兰感情很好，虽经历了被开除出党、漂泊海外的颠沛生活，但相伴终生。陈碧兰在晚年撰写的《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一文中写道："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长岁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经常陷于贫穷、惊险、恐怖与逃亡的状态……从国民党的追逐、逮捕、监禁，斯大林党的造谣、污蔑乃至企图迫害；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数次都是在千钧一发的死亡线逃脱出来的。他活像一个扮演惊险影片的主角。假如单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