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在莫斯科度过了十分艰难的岁月。不幸的遭遇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先是被告之身上的弹片已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不可能取出来，必须长期忍受这种痛苦；再是她在莫斯科生的男孩患肺炎来不及治疗而夭折了；接着，国内又传来了消息：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蒙中震醒。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将永远失去毛泽东。
为了安慰贺子珍，经毛泽东同意，1940年，4岁的娇娇从延安来到了莫斯科。娇娇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乐趣。
1947年冬天，贺子珍带着女儿，回到了阔别9年的祖国。组织上安排她到东北财政部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又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
回国以后，贺子珍十分惦念着自己的哥哥和妹妹，还有年迈的父母，不知他们的景况如何。恰在这时，她哥哥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带着5岁的女儿贺小平，前来哈尔滨看望贺子珍。从嫂嫂处，贺子珍知道了不少父母及兄妹分手后的情况。
最令贺子珍感动的是，她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杜秀很觉凄苦，组织上把杜秀送到延安，想让杜秀和贺子珍过日子。不料贺子珍已到苏联去了，是毛泽东照顾她母亲的生活。母亲去世后，又是毛泽东将她安葬，并为她立了一块石碑。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时，把她的坟挖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出了十块银圆，请老乡重新把她埋了。
贺子珍听到这些后，禁不住失声痛哭。她深深感谢毛泽东对她的妹妹、母亲的关怀和照顾。不知为什么，她产生了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她铺开纸，思绪翻滚，从何写起呢?一别9年，有多少话要说啊!
她在信中写道：主席，我已经回到祖国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9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联的日子，比在长征时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最后她写道：我很感谢你对我母亲和妹妹的照顾，代我尽了做女儿和姐姐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