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老了，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助，同时也有些事情需要交待。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划清界线、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虽然没有人说那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人遵守了，无形中也就不存在了。当时父亲住在一个一居室里面，他和继母一人住一个屋子。我过去也没有地方住，所以只是比以前更频繁地去看望他。
1979年继母去世之后，我和梁培宽下班之后轮流过去陪他一起住。后来哥哥梁培宽的儿子也过去陪他。父亲说他当时的生活是凝固了的，"固守着以前的习惯"。在父亲那里，为了迎合他的生活习惯，我们都主动放下了自己的生活爱好。他是绝对不听西洋音乐的，虽然我喜欢西洋音乐，也只好不听。而谈话，则就是围绕着学术或者政治这些话题展开，但也只有我和哥哥这一代人能够跟他沟通了。
1984年，父亲因为患肾衰竭进入了协和医院，后来他去世，也是因为肾衰竭。在他1988年进入医院之前，我已经看出他不行了，作为儿子，我们只能尽量多陪他走过最后的岁月。但是父亲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送他到医院去的时候，他还不去，到了医院还一直嚷嚷着回家。但是过了几天，他自己多少也了解了一点自己的病情，就没有坚持回家。
为了排出他身体中的毒素，医生给他开了很多泻药。他对于这种治疗方式并不是十分认可，但是他认为医生为自己看病是在尽一个医生的责任，医生采取的一切措施病人都应该全力配合，如果病人不配合医生，那就会让医生为难。所以虽然他觉得泻药并没有必要吃，可是还是按照医嘱吃了很多的泻药。
这期间我去美国参加了一次会议，在大洋彼岸，我接到了哥哥梁培宽的电话，告诉我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回来后我听培宽说，当时他在父亲的身边，父亲让他取纸笔过来写遗嘱。父亲没有什么财产，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后来钦东说他保存也未必保存得好，还不如捐赠给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但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好捐赠给哪个机构，所以文稿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哥哥梁培宽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