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中，至少我问过巴老三次。第一次，大概在八十年代初。巴老说，因为他主张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最好是"无为而治"，"多鼓励，少干涉"，写作要"表达我自己的意志"；赞成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其实，"无为而治"的说法是从陈毅1962年广州会议讲话（文艺报1979年9月曾全文发表）中引来的。胡乔木又是当面，又是写信批评劝说巴老放弃这个说法。巴老没有同意。因此引起胡的不满。
第二次，是在1987年2月，我在巴老家里又问巴老。巴老有点说得轻描淡写：胡乔木两次给他写信，一次是在北京开会胡乔木来信嘱巴老保养身体。巴老想没有什么话要说，就未回信。另一次，是1985年，话剧《家》去日本演出，胡来信祝贺是盛大成功。巴老想，这是别人演出成功，与原着不是一回事，故也未复。至于胡是不是因此不高兴了，则不得而知。巴老也未作更多的推测。
那封祝贺信现存《胡乔木书信集》第657页，转录如下：
尊敬的巴老：
阅报欣悉《家》在日演出获得盛大的成功，谨函祝贺。这是说心里话，非关礼貌，请勿分劳回信。
胡乔木十月二日
胡不仅致信巴老，还在给吴祖光信中，批评新华社、人民日报对这类消息不够重视，没有及时显着报道。可以看出，胡乔木这时又是很关心巴老的成就的。但改编演出成功，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原着的成功。这只是误会吧！这种热情，与另一种使冯牧都惊讶得说不出来的批评话，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想，巴老心里还是有数的，所以没有回信，是不是与此有关呢！
第三次，是在1993年10月，我在杭州问巴老。巴老比较详细地说了与胡乔木交往的过程，说："胡既是很关心我，也帮了一些忙，像为文学馆馆址呼吁，后来也得到了解决，在万寿寺建立起来。但也整了我。1980年，我在政协会上，说了对文艺'无为而治'的意见，胡很不满意，颇多批评。后来我写信给胡，表示各自保留己见吧！"
这段话证明我以前的猜测大致是对的。
许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历史面貌和人们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92年胡乔木去世前的绝笔，竟还与巴老有关。据《胡乔木书信集》第832页，收有一封致巴金的信，是胡写于1992年9月27日。照录如下：
连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
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八十八岁大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