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曹禺当天的日记，载称："上午到人大浙江厅，乔木同志接见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巴金谈'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等。乔木同志大谈'有为而治，治与不治"，实即反驳。"（《没有说完的话》第41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显然，两人因意见不合，在会上公开交锋。巴老只是呼吁，胡乔木是领导，居高临下，是指示，是批评。巴老在日记中称"与乔木交谈"，是指会后两人又就此交谈，但各持己见。以后，胡乔木又写信给巴老，连批评带劝说，希望他放弃"无为而治"的主张。巴老复信说，各自保留己见吧！这两封信至今都未公开。但可见双方都很坚持自己的主张。巴老在"长官"面前，在原则问题上，一点没有退缩，或放弃自己的信念的意思。而此事发生距上封友好的信仅半个月时间，情势骤变。
1982年，我写了一篇评介巴金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的文章，冯牧打电话给我，叫我从将要付印的文艺报版面上撤下。冯牧说："你的文章这期不要用了。不是说你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不是的。你的文章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只是在电话里无法跟你说清楚。前几天，乔木同志召我们几个人去谈问题，谈到巴老，说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来征求意见，我们可以推荐艾青，推荐沈从文，但不推荐巴金。有些话说得很严重，我都没法跟你说，我们听了都很吃惊。我们都是非常敬重巴老，爱护巴老的。他这样说话我们很难接受。但没有办法。至少现在不宜去对着干。所以你的文章先搁一搁，或者给别的报刊，怎么处理都可以。反正这期不要用了。"
冯牧说得非常恳切。他对我已经讲得"太多"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至于还有哪些严重得使他吃惊的话，当时他没有说，后来也不曾再告诉我。我也不便，也不想再去探问什么。我只是觉得好笑。因为我从未听说过，诺贝尔奖要征求哪个政府、政党、官方的意见。真的你以为你是谁了！
1983年，也是冯牧告知，说胡乔木对巴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持不同意见，后来还是上海市委领导说了公道的、肯定的话才解决的。凡此种种，我为了避免横生枝节、增加误会和是非，从没有将这些事传告过巴老。但是，巴老与胡乔木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我是清楚的。例如，巴老说过的西湖周边墓葬问题，对文化工作如何领导的问题（"无为而治"），要不要写"文革"的问题，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对于西方现代派问题，等等，都是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上海和北京的宣传部门个别领导人，对巴老都有过指指点点的攻击性的批评，与胡乔木的态度是有关的。这我也是知道的。所以我很担心巴老只看到胡对他热情友好的一面，怕他吃了亏还不知道另外一面。这是我几次探问巴老和胡乔木关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