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1300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7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发言的人，最后以坚定的口吻说："明年还清这个账！"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1958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毛泽东重申这些政策，预示着党的农村政策将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显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沉默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象，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他在6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