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将红学分为两派，一派是"学术派"，将周汝昌、刘心武都划入"草根派"，严中觉得这样的两分法和命名都是不合适的："我觉得叫'草根派'有点不合适，研究者的文化素质很高。你能说，刘心武是草根吗？应该叫社会精英派。"
1995年《北京大学学报》刊出了周汝昌的长文《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梳理了红学上出现过的"学派"，批评了沽名钓誉的红学研究者，指出红学落入低层次认识之手："红学……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认识之手。"更直接指出"须谨防某种形态的垄断与把持……庶几可望还'红学'以实（学），而不只成为虚名，不致沦为非学术的某些名场利域的附属工具"。
文章发表之后，反响强烈，严中描绘当时的情景是："其他人除了反驳还是反驳，那场景，真是口诛笔伐。"周汝昌在来信中跟严中提到过"学派之争"的问题，严中说："他这辈子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件事情。"周汝昌一度想退出一个刊物的编委，严中认为不妥，恐引媒体报道，最终作罢。但是《还"红学"以学》发表之后，严中认为周汝昌就"超脱"了，还是专心做学问，不理纷杂事。2004年作家张者出版的《文化自白书》中收录了一篇周汝昌访问，他说："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利害关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费精力呢！还有，目前舆论界，一般的群众对红学不了解，认为你们这些人吃饱了没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恋爱……这简直是糟透了。再者，所谓红学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让人起不了敬意，一般人有微词，我混在里面，什么事都扣在我头上，让我受不了。我退出不参与这其中的事，我做自己的学问。"
梁归智现在则觉得对"矛盾"不宜渲染："现在红学的发展衍生出了不同的流派，学会之间有很多矛盾……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情况比较复杂，这方面媒体没有必要过分的渲染。周先生影响很大，也有一些其他的学者也想做红学界更有影响的人，就会有这样一些名利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