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象征生活集体化的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年末，部分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为了活下去开始悄悄走"回头路"：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为包产到户，各级党委默许了这种"反动"潮流，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强行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逐渐让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推进人民公社的工程师们头脑降温。虽然他们依然相信集体化和公有制，但开始认为，当时进入"先进"的人民公社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暂时搞包产到户、责任田，陈云甚至认为，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
但搞包产到户、责任田，恢复农村自由集市，显然与通过集体化走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背道而驰，"大跃进"期间的严酷的阶级斗争，让基层普遍负有破坏人民公社制度的担心和恐惧。邓小平的"猫论"就是为了打消这种心理。
领袖的公社情结
不过，毛泽东可不这么看，邓小平发表"猫论"几天后，已宣布"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对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大为光火："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毛泽东当然会对包产到户、责任田的"历史倒退"大为恼怒。集体化、公有制是祖师爷马克思那里就有的主张，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土改"平分土地，接着动员农 民加入各种合作社，最后又上交土地、牲畜，完成集体化，这是中共必然的社会改造程序，但相比其他战友，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有特殊的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