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
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