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1961年的四五月间，陈伯达奉命搞了一次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的调查。地点选在河北省霸县(当时归天津管辖)堂二里公社。陈伯达亲自抓这次调查，不过他没有住到堂二里，而是住天津市的大理道小招待所。陪同他一起进行调查的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调查组的成员主要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领队的是《红旗》杂志编委吴介民。调查组六个人都住在堂二里公社的一铺土炕上，吃饭也在公社食堂。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吃公共食堂吃不饱，我们调查组在公社食堂也是吃粗粮加"瓜菜代"，但尚能吃饱。由于我们这些干部的粮食定量低，最后算账，我们的伙食大大超过了定量标准，公社叫我们如数交粮票，没有办法只好写了欠条，答应日后再还。
陈伯达虽未亲自来堂二里蹲点，但他还是和许立群在天津近郊农村调查了一些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为了遥控我们这个调查组，指导我们调查，不时地派随同他调查的中宣部人保科干事孙迺侠当联络员来堂二里，传达他调查时的议论和指示。现在回忆，那次公共食堂调查的基调还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优越性的前提下，听听农民对公共食堂的反映和要求，叫农民提出还有什么不方便，还没有提出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议论。那时农村公共食堂的大锅饭的弊端早已暴露，浪费粮食，老人小孩去食堂不方便，劳动力吃不饱，等等。中央似乎已有所察觉，但尚未下决心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我记得，我们调查组的调查汇报，还是两方面的意见都讲，既讲公共食堂的"优越性"，也讲它存在的问题，还不敢把真实情况全反映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