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8年8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至1968年3月4日陈伯达把我投进监狱，这十年间，我一直都在陈伯达麾下当一名小卒。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很少能见到这位大首长，更谈不上同他直接接触，因此我一直把他看成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他当时的职务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1964年后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央的意识形态专家、理论家、头号笔杆子，人称"老夫子"。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曾见过他几面，从外貌上看，他并不出众，深度近视，不讲穿着，不修边幅，也不端架子，人看起来还算随和。这是我当年的印象。
初识大首长，两件小事印象深
大约是1958年秋，我在政研室的思想界动态组工作时，陈伯达曾到我们组来过两次。有一次动态组开会时他来了，在同我们见面时，他并未发表长篇讲话和发什么指示。当主持会议的思想界动态组组长关锋说"请伯达同志作指示"时，他说没有"指示"，只是东拉西扯，半开玩笑地对关锋说："大哲学家!最近又发表什么新作了?拿了不少稿费吧!"关锋回敬说："伯达同志怎么老是讽(封)我呀!"陈伯达哈哈大笑，又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便走了。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1961年的四五月间，陈伯达奉命搞了一次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的调查。地点选在河北省霸县(当时归天津管辖)堂二里公社。陈伯达亲自抓这次调查，不过他没有住到堂二里，而是住天津市的大理道小招待所。陪同他一起进行调查的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调查组的成员主要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领队的是《红旗》杂志编委吴介民。调查组六个人都住在堂二里公社的一铺土炕上，吃饭也在公社食堂。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吃公共食堂吃不饱，我们调查组在公社食堂也是吃粗粮加"瓜菜代"，但尚能吃饱。由于我们这些干部的粮食定量低，最后算账，我们的伙食大大超过了定量标准，公社叫我们如数交粮票，没有办法只好写了欠条，答应日后再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