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工作繁忙，贝家沙龙仍定期举行。贝熙业和他的朋友们借由把酒畅谈，暂时忘掉时局之乱。
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炮火，将贝熙业生活中仅有的平静，也击碎了。
贝家沙龙被迫暂停，同时，贝熙业也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他先是将贝家花园变成红十字救助站，收治往来伤病员，后又在朋友--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八路军晋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浩的委托下，承担起秘密运送平西抗日根据地所需药品的任务。
由于贝熙业拥有大甜水井胡同甲16号及贝家花园两处住宅，因此他常常驾驶自己的雪铁龙汽车往返于北平城内与西山之间，而贝家花园又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接，这都为他运送药品提供了便利。加之贝熙业是法国使馆医生，享有外交特权，日本人对他即便有所怀疑，也奈何不得。
1939年2月，黄浩收到一份需要马上筹备的药品清单，数量巨大。此药单为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到冀中军分区视察后开出，需不折不扣完成。
经多方努力筹到药品后，黄浩找到贝熙业，此批药中的绝大部分，仍要靠他从北平城内运到城外西山。
一天，下午四点，贝熙业的雪铁龙汽车经过西直门城门，关卡中的日军、伪警察都知道，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老院长贝大夫的车，随即招手放行。
雪铁龙车一路疾驰，到达贝家花园。此后，与往次一样，在贝宅等候多时的地下交通员接到药，立即套上驴车，翻山越岭将药品送到根据地。
三天之后，当那些在上海、香港都罕见的德国拜尔生产的贵重药品及医疗器械摆在战地医院的药架上时，白求恩跷起大拇指连声称赞："了不起！"
几年后，汽油成了战略物质，贝熙业的汽车无法开了。为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贝熙业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从城内到贝家花园有40多公里路，沿途还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在西山夜色初上的星空下，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白色八字胡的外国老人风尘仆仆地骑行在蜿蜒的山路上。
除运送药品，贝熙业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支持着抗日。1941年12月，他收留了为躲避日本宪兵而开着校长司徒雷登汽车逃离校园，投奔他的燕京大学英国教授林迈可。和贝熙业一样，林迈可同样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最终，林迈可从贝家花园再次出发，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他的帮助下，1944年8月，延安建成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和印度的大功率国际电台。9月1日，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 "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
1943年8月黄浩暴露，贝熙业第一时间找人将他接到贝家花园，并从那里把他送往抗日根据地。黄浩走后，贝熙业和其他中共党员对接，继续用自行车运送药品，他还在贝家花园治疗前来求医的负伤八路军战士，有时还会进山出诊。
重回人生起点
遗憾的是，贝熙业以一己之力为抗日所做出的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史料中只有零星记载。
这多少缘于新中国成立后，贝熙业一度尴尬的处境。
最初，北京的政治气氛是宽松的，选择留下的外国人依旧享受着过去所拥有的丰裕生活和行动自由。贝熙业也对新政权充满信心。共产党身居高位的官员中，有许多和他打过交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都是当年参与赴法勤工俭学潮，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
更为重要的是，贝熙业已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当亲友来信劝他回国时，他回信表示，"这里缺医少药，我的病人都离不开我，我的职责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另外，贝熙业也在中国等来一份迟来的爱情--年轻女画家吴似丹走入贝熙业的生活。1952年，80岁的贝熙业和28岁的吴似丹登记结婚。
但造化弄人，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开始逆转，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内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看待在京外国人的眼光开始异样。
另外，由于此后法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留在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失去了外交地位，贝熙业不再担任教授和校医职务，只能成为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
随后破获的几起国际间谍案，更让贝熙业处境艰难。由于间谍案主角，都曾与贝熙业来往过密，人们开始怀疑他对新政权的态度。
此后一天，北京市卫生局找上门，来人客气地与贝熙业商量：您现在年事已高，每周也看不了几个病人，要不然把诊所关了？贝熙业听从建议，关闭了诊所。但之后不久，公安局找上门，带来的正是那封让他感觉如晴天霹雳的信--既然你已经不再行医，除非加入中国国籍，否则没有理由待在中国。
不愿放弃国籍又无计可施的贝熙业面对公安局日益急切的催促，最终痛下决心，收拾行囊。1954年10月1日，当全中国沉浸在建国5周年国庆的喜悦气氛时，贝熙业和吴似丹黯然登上前往法国的客轮。
回国后，因为经济窘迫，两人根本无法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前贝熙业一时冲动在奥维涅新浴堡买下的那块山地，成了他们此时唯一的落脚之处。
新浴堡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这里与北京西山环境极为相似。贝熙业夫妇在亲友的帮助下，建起一栋小木屋。82岁的贝熙业用几十年来一直拿手术刀的手，举起锤头铁镐，开荒垦地。渴了，饮一瓢山泉水，累了，就在树枝搭起的窝棚小憩。
曾经的辉煌已如过眼云烟。贝熙业重回人生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