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难题：如何辩护？
沈阳的战犯审判在北陵电影院改建成的法庭中举行，这里如今已恢复1956年的原貌，建成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旧址陈列馆。现在已82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想到那场审判仍满怀感慨，他当年身着西装在这个法庭上发言，作为律师为三名日本战犯辩护。
"被安排成为战犯律师是1955年下半年，那年我23岁，刚刚参加工作，在大学里讲宪法。"廉希圣回忆，当时包括自己在内一共20多人分别担任45名战犯的辩护律师，在当年司法部律师司的牵头下，在香山卧佛寺大殿东侧的一个小院里开始了集中培训。
"那个时候，战犯笔供的最终定稿已经都到了我们手里了，也就是这次中央档案馆公布的这些笔供。"廉希圣说，但在他们面前还摆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为这些罪行深重的战犯辩护。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沾满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民的鲜血，其中还包括杀害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的部队指挥官。
当时的司法部律师司司长王汝琪传达了上级指示，这些侵华日军战犯本身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从这个思路出发，律师们拟写了辩护词，廉希圣解释："他们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以武士道精神为天皇效忠；作为军国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个人只是顺从国家意志。我们的辩护词其实是更多地把战争罪责归结为一种国家行为，而不完全是个人的主观恶意。"
廉希圣代为辩护的三名日本战犯是籐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他1932年出生于天津，虽经历过日本占领天津时期，但他本人却没有经受过战火，不过，看到这三名战犯的案卷时，廉希圣说自己感情上很纠结："我为什么要为这些手上沾满鲜血的战犯辩护？"
"他们犯下的那些罪行实在是让人切齿痛恨，这场辩护曾经一度让我很纠结，我甚至怀疑过自己为他们说好话对不对得起良心。"
怀着这种纠结感情的不仅是这支律师团队，沈阳和太原两场战犯审判后，两地都有大量群众向地方政府和中央相关部门写信质问，甚至有情绪激动者怒斥律师团为"卖国贼"。
时隔60年后，再次回忆这场审判，廉希圣想了很久说："个人感情、民族情绪、战争仇恨这种东西不应该干涉司法程序。他们是战犯，有权让律师为自己辩护，而我是他们的辩护人，这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
战犯审判一个都不杀
1956年6月19日，审判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了，铃木启久率先走上了被告席。他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挥制造6起屠杀惨案，每次屠杀都几乎全村灭门，这些惨案的幸存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铃木启久当庭跪地认罪。
当年7月1日，终于到了岛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从开始悔罪时起，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他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终结自己的人生。
当年法庭的工作人员权德源回忆，夏天闷热的法庭中虽然预备了冰块降温，但岛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严肃从未动手擦去汗水。
"在镇压抗日行动中，我命令警察严刑拷问，刑罚无所不用其极……我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些惨叫，甚至把这当成一种乐趣。我对他们视如猪狗。前些年听说自己的长子死了，收到妻子来信的那天，我跑到运动场的一个角落里失声痛哭。人心都是肉长的。然而我当年则是一个魔鬼，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的儿女，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说到此时，岛村三郎已泪流满面。在述说完自己的全部罪行后，当年最为顽固不化的战犯跪在地上泣不成声，请求法庭判处自己死刑。
从1956年6月9日起，沈阳和太原的法庭先后4次开庭，对45名侵华日军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终于，最终判决的日子来到了。审判长宣读的判决文书出乎了所有战犯的预料，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铃木启久、武部六藏、斋藤美夫等罪行最重者也仅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从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获时便开始计算。更让战犯们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另外1017人全部被免予起诉先后分两批释放，遣送他们返回日本。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序幕，那么沈阳和太原审判，就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结局，但其真正意义和后世影响还远不止于此。"谈及这次审判，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教授说。
"中归联"的遗产
亲笔写下认罪笔供的这些侵华日军战犯陆续返回日本，"新中国式改造"改变了他们的后半生。第一批归国者于1956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称"中归联")，但他们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受到善意的对待。
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在报纸、杂志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们唱着从战犯管理所学会的"团结就是力量"和"东方红"走上街头，这也让他们成为当时日本社会中明显的"异类分子"而遭到排斥，半数以上晚年生活贫困。
但他们的行为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却是真诚的，"中归联"成立后便发起了寻找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他们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骨、组织募捐，并护送这些遗骨回葬中国。1963年2月，藤田茂被提前释放，归国后成为了"中归联"的会长，他先后6次率团护送劳工遗骨返回中国，不停地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访问日本，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后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第一任所长孙明斋等人率团访问日本，"中归联"包括藤田茂在内众多老兵已相继离世，亲人们捧着骨灰前来迎接，以了却这些老兵的心愿。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邀请他访华时赠予的中山装。
"中归联"自1956年成立至2002年解散，存在的46年间，老兵们根据自己的认罪笔供和回忆先后出版了《三光》、《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等数十部著作。其中《三光》一书汇集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众多战犯的忏悔录，发售仅10天内就印刷了6次，5万余册半个月内便售空，一度排名日本战后图书出版的第二位。
2002年，"中归联"最后一任会长富永正三去世。弥留之际，他将一份自己在中国写下的认罪笔供交给子孙，要自己的后人记住这段历史，也记住自己的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