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专家于近日公布了首批已确定的2660名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名单，这些名字背后，是正在复原的一段段惨痛的、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烈儿：此间日日警报，家中车辆破滥堆积，收入减低。余及汝母幼妹皆病，真难支持。兹与汝汇寄来第16699号叁拾元邮兑票一张。务要节俭支用，切戒浮费。将来汝投身社会，自知衣食之难也。此谕。"
这封随汇款单一同寄出的简短家书到达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时间是1940年5月30日，却注定是一封永远无法送达的家书。远在家乡四川资中的父亲林仲歧彼时或许还不知道，年仅22岁、正在社会教育系读四年级的儿子林祖烈已经在前一天的"5 29"轰炸中遇难。
这个记录在国民政府档案《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的故事让西南大学教授潘洵颇为动容。而这仅仅只是他和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整理并确定的2660名遇难者同胞名单中的一个。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又是历史学专业毕业，但在之前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有重庆大轰炸。"潘洵告诉本刊记者，"直到1994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市政协当时组织编写《重庆抗战丛书》，我们学院的唐守荣老师负责其中一本《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而我也参与了其中一章的写作。"正是在这个契机下，潘洵才开始接触重庆大轰炸那段历史。
历史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原始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那个时候收集资料是很艰辛的。"潘洵每天早上搭乘公共汽车在土路上颠簸近两个小时赶到重庆市档案馆。"当时查阅资料的费用非常惊人，取一张老报纸、一份老杂志要收取使用费，如果要复印就更贵了，印一页A4纸大小的资料，复印费和各种保护费加起来总共要8块钱。"而当时潘洵每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钱。"那怎么办呢，只能一字一句地用手抄。"
除了高昂的费用，更让人头疼的是档案的管理限制。"当时重庆市档案馆的重庆防空司令部、卫戍司令部的档案都不对外开放，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潘洵说，直到2007年后得益于"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及其问题研究"、"重庆抗战损失调查"和"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研究"等若干个重要研究项目，才有机会查阅这些不对外开放的原始档案材料。
"全国抗战救灾赈灾委员会专门设计了一个伤亡登记表格，形成了统一的呈报程序。"潘洵拿着一张调查表复印件向本刊解释，"比如这张《重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观音岩分驻所辖内八一三被炸一八零防空洞死伤难胞家属调查表》，就详细罗列了死伤难胞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伤或死、住址、遗属和邻里关系。"这样一份原始档案资料，是最强有力的具有说服力的铁证。
"除了重庆市警察局，重庆市防护团和紧急救护委员会(后变成空袭救护委员会)这两大类机构作为大轰炸时期专门的救护机构，也会对死难同胞进行调查和登记。他们的登记表还会标注发放抚恤金和救济金的具体情况。"潘洵说，这些档案都是在当时人力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形成的，不一定完全准确。
而不同部门的统计时间不一样，也可能造成统计数据的差异。"比如说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伤亡统计就是在轰炸后的一两天内全部统计完成。如果是死伤人数不多的轰炸还好，但如果遇到'5 3'、'5 4'这种大规模轰炸，想在短时间内统计完全根本是不可能的。加之很多重伤者可能是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才不治去世。"潘洵在研究中发现重庆卫戍司令部的统计普遍比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伤亡人数统计要多，"这是因为卫戍司令部是事后统计，而防空司令部是马上统计，但现在留存的卫戍司令部的档案非常少"。
"除了人口伤亡档案，还有财产损失档案、轰炸与反轰炸档案等等可以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潘洵说，很多财产档案甚至细致到记录一支笔一张纸的损失。
"重庆当时是战时首都，档案资料保存得比较好。最主体的资料来自重庆市档案馆，当时重庆警察局、防护团的资料都保存在这里。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各区县档案馆和台湾国史馆，这些机构里保存了上万份关于重庆大轰炸的原始档案。由于年代久远和时局动荡，还有很多档案都流散到海外，要完整地系统地搜集整理很困难。"潘洵和他的研究伙伴们在这些泛黄老旧的档案故纸堆中经过近20年的收集和梳理，才慢慢形成了这一份沉甸甸的遇难者名单。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徐光煦直接参与了原始档案的整理。"像这样一家只剩下一个人的情况很多，有的甚至一家子都在轰炸中丧生了，年龄大的有七八十岁，年龄小的甚至有没出生的胎儿。"徐光煦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的"5 3"、"5 4"大轰炸。"平时的轰炸档案也就是两三页，而这两天的轰炸档案和卷宗特别长，几十页甚至上百页，非常震撼。"直面这些具体而真实的死亡名单带来的冲击感，常常让徐光煦晚上睡不好觉，甚至频繁地梦见大轰炸的场景。
"'5 3'、'5 4'两天轰炸，炸死市民4572人、受伤3637人，市区十余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数十条街巷的房屋起火，熊熊的大火燃烧近3天才被扑灭。"在徐光煦眼里，每一个遇难者名字背后都意味着一个悲惨的现场。"除了死难者名单档案，那些亲历者的口述与回忆材料把这一段段轰炸现场还原得更加可感可触。"潘洵、徐光煦和整个团队收集了200多位大轰炸亲历者的证人证言。
"1939年5月3日中午时分，山城重庆还笼罩在淡淡的薄雾中，雾中透出初夏灿烂的阳光。大街上行人如织，正在为生计奔走的人们与往常一样，没有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突然，大街上响起了防空警报的嘶鸣声，紧急警报一声长一声短，凄厉地划破长空。"何华祥在多年后的口述中这样回忆"5 3"轰炸当天的场景。彼时16岁的他家住在上半城的神仙口街41号，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带着他和弟弟靠做小生意过活。
"警报响起后，母亲担心家里无人照看，要待在家里。"何华祥再三央告，最后没办法只好强行拽着母亲的双手拖着走，与弟弟一起躲进了附近的神仙古洞。当时重庆开凿的防空洞还很少，附近的几十个街坊邻居都躲进了古洞。洞内阴暗，面积窄小，只能容纳二三十人，洞顶中央悬挂着一盏煤油灯。
从长江南岸的山篷顶上传来飞机的隆隆响声，27架飞机瞬间飞临山城上空，降低高度投弹。第一波炸弹过后，下半城新丰街一带的房屋成片被炸毁。何华祥站在神仙古洞门口的石阶上，目睹了全过程。第二波炸弹投来时，还没等何华祥反应过来，一颗炸弹就在洞口附近爆炸。"我只觉得眼花缭乱，震耳欲聋，人几乎昏厥了。洞内弥漫着炸弹爆炸后散发的硫磺烟雾，呛得洞里的人急促地响咳不止。"
终于等到日本飞机飞走，上半城高楼楼台上升起绿色灯笼，表示警报已经解除。何华祥拉着母亲和弟弟一起爬出山洞，眼前是一片凄凉景象。"神仙口街的上百栋房子几乎全部炸毁夷为平地。木料、瓦砾堆下，残垣断壁下，压着没有躲进防空洞的街坊邻居们，有的断手断脚、头破血流，有的已经咽了气，哭声四起，惨不忍睹。"
高键文则是1941年"6 5"隧道窒息惨案的亲历者。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傍晚，市区内白天疏散的市民纷纷返家，都以为可以平安度过一夜了。哪知忽然四周空袭警报拉响，我随着市民们从衣服街洞口进入防空大隧道洞内。后来我才听说，这次临空敌机只有5架，在空中盘旋扫射，投了少量炸弹在市中区和南岸地区，1小时后返航。接着又来几架敌机，轮番扫射轰炸，这样连续3次，到晚上11时都未解除警报。"
"由于连续轰炸时间长，较场口中兴路口警报信号台的红灯笼坏了，有人就用煤气灯套上红布代替空袭信号。这一来就使得大隧道口避难的市民误会，以为是敌机要投瓦斯毒气弹了，顿时众人围着洞口蜂拥而入，秩序大乱。"高键文回忆，"因为人多拥挤，空气不足，里面的人想往洞口挤去呼吸新鲜空气，而外面的人想躲命又拼命往里挤，几次骚动后，就开始有人晕倒在地上，后面的人又被人流推拥在倒地者身上，人越压越多越高，把洞口堵住了。"
高键文在洞内被挤到支洞转角处就压得不能动弹。他急中生智，把双手搭在旁人肩上用力往上爬，终于站在防空洞石凳上。他的身体上半部浮在拥挤的人头上，可腰上肚皮上被挣扎乱挤的人咬了十几个牙齿印。高键文的下肢被卡在死人堆中，直到后来搬开死尸，才发现他的左下肢被一死人紧紧抓住不放手，由于时间长，最终造成了左脚残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