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
米芾《笤溪诗》被哄抢撕碎
在被日本劫掠的文物中，跟随溥仪而丢失损毁的同样令人扼腕。
1934年3月，在日本政府和侵华日本关东军策划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为"满洲帝国"的"康德帝"，实际上被认为是傀儡皇帝。
此前，溥仪曾从北京故宫运走1200多件珍贵的字画、古籍，存放在天津静园。1932年，溥仪潜逃至长春，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天津静园的这批文物运到长春的"满洲帝国"皇宫内。
据溥仪回忆，这其中就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和米芾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稿》原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阎立本和宋徽宗的作品；有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卖了几十件。……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落了。"
1945年8月，日军迅速溃败，伪满洲国遂作鸟兽散，溥仪和关东军首脑准备乘军用飞机逃往日本。临走时，带上100多件字画、古籍等。
没来得及带走的1000多件字画古籍，遭到破门而入的伪军官士兵哄抢，部分珍品在哄抢中被损毁，其中，北宋四大书画家之一米芾的《笤溪诗》，被撕扯成碎片。
实际上，日本侵华期间，对全国各地重要古文物的盗窃、抢夺、毁坏不计其数，大量珍贵文物丢失或损坏于炮火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彼时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统计，编写了《战时文物损失目录》，据各级上报数据，我国文物损失共计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战后追讨
还得报抢走文物日军番号
"战后文物追讨时，要求我们给出文物丢失的时间地点，抢走文物的军队番号，根本就是不想归还。"提起战后文物追讨，陈文平颇有些气愤和无奈。
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1945年12月2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苏、美三国外长会议，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其中，远东委员会负责战后对日索赔即战后有关对日政策的决策。
关于归还被劫物品的政策，远东委员会规定：被劫文物"经所有国证明确属原物时，得向盟总申请归还。申请时须由劫掠所在地之盟国代表团代办申请手续，填具表格，并检具：1.劫物详细说明。2.产权证明文件。3.被劫情形如地点、日期之叙述。送交盟总民间物资保管组，以备审核归还，如尚未发现原物，亦得申请转日本政府调查具报。"
陈文平认为，这种条件苛刻，甚至于有些"站在日本一边"。而事实证明，这些条件成为战后文物追讨最大的障碍。
1999年，陈文平见到了当年赴日本追讨文物的代表团成员王世襄(1914-2009)。
王世襄在看到关于归还被劫物的规定后，也十分失落，他回看国内上报的文物材料，"没有一份够得上材料完整的。"
最终，代表团从日本追回了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化石一批、四库全书等善本古籍35000册、张学良收藏的缂丝古画精品58轴等。但索回古物的数字和实际被劫的数字仍旧"有天壤之别"。
现在索回
有困难也有韩国成功案例
童增也知道战后文物索回之难，在他看来，此次向日本索回"中华唐鸿胪井刻石"，首先是态度问题，"我挺遗憾的，我们到现在才摆出这种态度。"但童增认为韩国有成功先例，"我们证据确凿同样可以索回来。"
上世纪70年代，韩国民众曾积极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即归还。
但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认为，虽然日本曾经归还过韩国文物，但是现在要想讨回"中华唐鸿胪井刻石"难度依然相当大。
"上次日本归还韩国文物实际有政治考量，当时日韩关系良好，日本也希望通过归还文物拉拢韩国建立战略联盟，但是自从日韩关系紧张后，这种文物归还就变得可能性很低。"在韩昇看来，现在很多文物追讨无从下手，源于对方根本就不跟你谈，不谈就没法推动，更别说归还，"按照日本人的性格，被他们吃进去的东西想要吐出来几乎不可能。"
"大部分博物馆都会用'文物是当前所有者通过正当方式获得'搪塞，毕竟在甲午之后，流入日本的大量文物除被掠夺外，也有一部分是重金购买，流失文物数量大，很难找到每一件文物被非法掠夺的实际证据，这给追讨带来很多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