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我到昆明，何应钦告诉我，蒋先生同意英国人在香港受降，海军上将布鲁斯·福拉塞担任受降主官。香港是一个重要城市，英国人反对由我接受驻港日军的投降，并要求美国人向蒋先生游说。他们想要我们给他们一点面子，让他们在香港受降，但他们同意将日军所有装备移交给我们，由中央派人去接收那些装备。蒋先生同意了。对允许英国人在香港受降，我感到，我们不应该同意这一更改，我们不应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对于香港受降任务，我感到特别兴奋。香港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国耻与创伤。在过去，它是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官僚们的乐园。广东风气的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多直接间接受香港的影响。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先划定香港地区归中国接收，根据战后领土主权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英国政府借此时机将香港归还中国，未尝不是外交上明智之举。
但唐宁街的绅士们却见不及此，致使中英邦交在战后仅保留着一种黯淡的友谊。在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总统本来想使香港归还中国，并使之成为一个自由港，波茨坦会议对香港战后的地位，亦有同样的建议，但均受英国政府的反对。中国接收香港的规定，遂因之而中变。
9月1日，我回到南宁。我派刘光凯到广州送备忘录给田中。我原定于9月3日在南宁举行正式受降仪式，使该方自由地区的人民，得到一种八年抗战所受苦难之慰藉，随后奉陆军总部命令，改在广州为正式受降地点。因此，特先组设广州前进指挥所，担任传达本部命令，并令中将高级参谋张励为主任，率领官兵百余人于9月6日乘盟机八架由南宁飞广州，作为我的全权代表，负责广州的一切事务。
当飞机起飞时，南宁民众不下万人围集机场，欢送他们东飞。在南宁市政移交工作完成前，我不能赴穗。此时，已被任命为广州市长的陈策已经抵穗，他派了一位代表到南宁来见我，那就是后勤部中将副司令何世礼，他是陪同美国人进入华南沦陷区的第一位国军将领。
我知道军统局会派人去广州，但不知道派谁去，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
遵照何应钦的命令，我们于9月8日决定在抵达广州的翌日同美国人一起举行日军受降典礼。陆军总司令部指定在广州受降而非南宁，自然有它的理由。广州是一个大城市，也是敌军的一个重要枢纽。此时新一军与第十三军已经开抵广州。
9月10日，我奉蒋先生之命，兼任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正式签署命令的日期是9月17日)。于是我成了蒋先生在广州的代表，邓龙光兼任行营副主任，另一位副司令官夏威留在广西。广州行营主任掌管广东广西两省党政军大权。罗卓英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留任广西省主席，余俊贤任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
我不想当这个行营主任，想去海南。自1926年攻占海南以来，我一直期望它有灿烂的前景。在战时，我思忖过胜利以后做什么营生，决心去开发海南，它极具战略价值。我把台湾与海南视为龙的双眼。倘若只注重台湾，那么龙就成了独眼动物。
海南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只有十五个县、三百多万人口，故其政治形势比较单纯。我认为，物色几位优秀、廉洁的县长是比较容易的。当地气候属于亚热带，土地肥沃，每年三熟。日本人在那儿建立了采矿工业基础，岛上有一个优质港口榆林。简言之，海南地广人稀。我相信，在几年勤奋努力之后，会有丰硕成果。我同许多人讨论过开发海南的意愿，其中包括有兴趣在中国投资工业建设的美国与南洋华侨。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为海南做些事，他们也都对这一意愿表示热情支持。
战争一结束，我就要求中央派我去海南。8月21日，张发奎致军政部部长陈诚电报，要求把他的建议转呈蒋介石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我建议将海南划为直属中央的特区，就像当年把香山县改组为中山县，直属于中央政府，由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任县长。在芷江时，我抓住机会同何应钦谈及海南，我希望他向蒋先生与宋子文游说，让我去海南。但是中央告诉我，去海南时机尚未成熟，在广州还有重任需要我去执行。陈诚致张发奎电报于9月15日收到。
9月15日，美国后勤司令奥朗特少将乘专机来南宁护送我去广州，鲍曼、我的参谋长甘丽初等人陪伴我同行。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在机场迎接。鲍曼与我乘坐吉普车进入市区街道，那里挤满了欢呼欣喜的民众，街口搭建了彩牌楼，爆竹不停鸣放。我重回广州成为一件壮观的大事。广州市民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我凯旋归来。据张发奎生前亲撰的《抗日战争回忆记》所述："当我获知受降各部队依次到达指定地点，新一军亦已确定接防广州之后，我于九月十五日上午，率同主要幕僚乘机飞广州主持受降，我与广州别离十五年的悠久岁月，这一次载着胜利之冠荣归故乡，虽无画锦堂记中所描写的心情，但亦不禁感慨万千了。尤其当我的座机翱翔于穗市晴空的时候，俯视白云珠海，念兹一片锦绣山河，和数百万中华儿女们的久受敌人的蹂躏，更令我心头涌起了无限的伤感。飞机在市空盘旋两周才缓缓地降落。我接受了欢迎人员的热烈欢呼，检阅了欢迎行列及仪队后，即率领新一军的部队，举行广州进军的盛大仪式。汽车纵列、骑兵部队和全副美武装备的步兵，以雄壮威武的姿态，通过了庄严而辉煌的凯旋门，巡行了市区的主要街道。当时我和鲍曼将军以同盟国并肩作战的象征，站在吉普车上，沿途受到全市夹道欢迎的民众的欢呼，国旗凌空飘扬，爆竹之声，不但激动了我的情感，而鲍曼将军也在被这东方式的热情所激荡，认为(这是)毕生第一次的愉快和光荣。"
我们遇见坐着日本兵的卡车，他们停车向我敬礼。他们没有被解除武装，无疑，他们是奉田中久一的命令在街上维持秩序。
当晚我见到了一些前进指挥所的成员，他们安排我入住日本显要居住的宾馆，这就成了我在广州的官邸。
翌日，我们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受降仪式。我坐在正中，两旁是鲍曼与甘丽初。田中久一中将没有佩剑，他与其参谋长富田少将，海南岛日军指挥官代表肥后大佐等三人，首先步入礼堂向我鞠躬致敬，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很沮丧阴沉地聆听我下达命令，继而战栗地签署了降书。站在面前的敌酋，他们的内心是悔悟，抑或是愤恨，我固然无从推知，但我看到的，是玩火者的悲哀，玩火者的收场。作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我向田中下达第一号命令，他签了收条，保证遵守一切命令与指示。
郑鹤影来看我，他是军统广州站负责人，我认识他，他是郑介民的族人，在军统局很有权势。他告诉我，赶在结束战争状态之前，军统就派他来广州接触汪伪政府与伪军高层，那些家伙正密谋叛乱。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军统局就逮捕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与伪广东省主席褚民谊，把他们送到一个秘密地点。其他伪府要员，包括省建设厅长李荫南、省府秘书长周应湘、财政厅长汪宗准和何文灿都已被捕。
9月17日，我接见田中久一。不像何应钦，田中进门时我没有动弹，只是叫他坐下。他看上去尊严犹存。从他的外表、举止与谈吐，我立刻察觉到这是一个和气、有修养、温文尔雅的人，一点儿也不残忍。但由于日军的残暴，广州市民自然痛恨他，然而此时市民没机会见到他。
田中久一是个好人。我用"好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别担心，说他是一个佛教徒，他能向我明确保证，不会逃跑也不会做任何出轨的事，
陈宝仓意即不会自杀。他保证服从我的命令，尽到责任约束他的部下。
9月28日，我下令禁止流通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储备券，我必须在中央厘定伪币与国家货币法币之间的换算比率前采取这一措施。让伪币保持流通，那毕竟是不合理的，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战败的敌人或傀儡政权的货币继续流通。我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是人们，甚至人力车夫都反对我。对已经连续使用伪币好几年的市民来说，那确实是一个难受的时刻。他们很不高兴，迁怒于我。我听到他们说："点错炮仗鼓错掌！我们不应该欢迎张发奎！"但我别无选择。几天后，中央决定了兑换比率。二百伪币兑换一元法币，我感到政府在接收敌占城市之前，没有谨慎地研究经济状况，太过低估了伪币。
我没有为广州行营设立单独的机关。行营一切事务都由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代行。甘丽初留任参谋长，陈诚调我的副参谋长陈宝仓去负责华北一个兵站抗战胜利后，陈宝仓奉命接收胶济区，任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在兵站结束时被控贪污，就此成了无职军官。1947年由潜伏在四战区任军法总监的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策反，1949年奉命赴台潜伏，因吴石案而暴露，于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被杀害。，华振中接任副参谋长。他是我的同学，也是始兴同乡，曾在十九路军服务，后来在十二集团军，隶属余汉谋。而后在薛岳的九战区，当薛岳不再想留他时，我让他来广州。缪培南任我辖区的联勤总司令部第三补给区司令。黄埔一期的黄珍吾任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0月2日，国府主席蒋中正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签署了我晋升二级上将的授衔令。我在柳州时就获悉此事。同时晋升二级上将的有薛岳，余汉谋则是加上将衔，至1946年6月才实授二级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