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美籍中共党员，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21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大学期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应征入伍，1945年9月作为美军士兵到中国。1946年退伍，经李先念、王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李敦白长期在新华社从事英语广播工作，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袖以及陈毅、聂荣臻等中共重要人物均有直接接触。
1949年李敦白因"斯特朗间谍案"入狱，1955年出狱后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李敦白在中国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成为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最高负责人，也一度成为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洋标兵"。但好景不长，1968年初李敦白再次入狱，直到1977年底才获释。1980年初，因自感不再适应中国的政治环境，李敦白返回美国并转而经商，从事中美交流活动，成为美国著名的"亲华派"。
2014年6月，《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本报特约此书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编审，《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徐秀丽女士撰写这篇文章，以期透过李敦白，回望他眼中的中国历史与个人命运的观察和思考。
1943年，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的李顿白。
我不敢称李敦白先生为"老人"，因为他对"年龄歧视"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和反弹。
两年前第一次在西雅图见到他，他开着一辆凌志从离市区几十公里的"狐狸岛"到华盛顿大学接我们，再开车十来公里到一家餐馆用餐。当时不知道他的年龄，心想，这老先生看上去怎么也七八十岁了，还能开个车到处跑，真神！
开始进行"李敦白口述历史"访谈工作是在2012年5月。商量工作日程时，李先生对我提出的紧密时间安排毫无异议，一旁的夫人王玉琳老师看不下去，出声道："都91岁了，悠着点。"李先生马上说："我抗议，我才90岁。""8月份不就91岁了，还差这3个月！""那也还不到！"后来，他在审阅初稿时，看到"24岁来中国……现在已经92岁高龄"的叙述，提出"严正抗议"，郑重声明"本人年方九十一"。
这样一位幽默、可爱的"老人"，在中国度过了一生最重要的时光。他一生的主要业绩在中国创造，一生的巨大幸福和刻骨痛苦也在中国遭逢。所以，他总是觉得无法简单按国籍身份将自己定义为"美国人"，而说自己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他觉得自己"让党失望了"
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李敦白在中国近35年的时间里，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他对历史抱有非常真诚、谦逊而豁达的态度，即使说到他曾经的牢狱经历。
他认为，1949年他被牵连进"斯特朗间谍案"，坐了六年牢，当然完全是冤枉的。但是，他认为自己的背景，以及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导致误解的缘由之一。他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曾经是一个美国军人，主动积极地接近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地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带延安，与中共高层亲密接触，而中共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自己所讲述的，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既然如此，他被怀疑，不是很正常吗？何况，他还有不少在坚强的中共党员面前相形见绌的弱点。
国民党对延安的大轰炸，让他吓破了胆。他惊恐万状，好像身不由己，一有风吹草动就拼命跑，到处躲，经常不跟队伍一起走。到达太行山后，他与爱慕已久的姑娘魏琳结婚，沉浸在巨大的新婚快乐中，为了个人幸福，甚至置组织纪律于不顾。新华社各部门当时分散在西柏坡周围的十多个村子里，他所在的东柏坡离播音室所在的沙河村大概有四五里路。按规定，已婚夫妇周末才能团聚，而他无法忍受新婚的别离，每天都到播音员妻子那儿去过夜。电台的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说播音室是个严格保密的地方，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尤其像他这样外貌惹眼的外国人，在周围来来去去，危险万分。而且，这是组织纪律，谁都得遵守。但他借口需要在晚上辅导魏琳英语，照去不误。事后检讨，他觉得自己让党失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