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新四军暗记中国劳工生死 "他们被害后我接着记录"
凤仪萍说，劳工中有两位小学的教书先生，他们是"生死簿"上的70号费铎、71号山耀良。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新四军，执行任务时被抓进集中营。他们用一个小本子悄悄记下死亡的同胞。
"小本子100毫米宽、150毫米长，跟手掌差不多大，有40页厚，藏在工棚一个木板的夹缝中。"凤仪萍说，两位老师叮嘱我，假如有一天能回国，一定要把这个生死记录名单带回，向全世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把我们抓到地狱去的。可不幸的是，此后不久两位先生惨死。其中，费铎死于因组织罢工失败而招致的毒打，山耀良死于瓦斯爆炸引起的坑道塌方。"费铎老师遭受虐打后，被悬空吊在布告栏边长达七天，'杀鸡儆猴'，把他活活在雪地中冻死、饿死的。"
"他们什么都没留下，只有小本子。"凤仪萍接下两位先生的工作，偷偷记录一位又一位惨死同胞。到1945年10月回国时，小本子上已经记下98位死难同胞的姓名、住址、死因和编号。
曙光终于到来。1945年9月15日，中国劳工接到通知，不用下矿，在工棚等着。上午9点，大家到小广场集合。眼前是一个美国兵："你们不知道日本投降了吗？"
"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大家一起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凤仪萍老人流泪说，11月3日，船到上海吴淞口岸，大家都失声痛哭。
年年悼念他们，是我的责任 "98名同胞姓名是最沉重记忆！"
离开北海道时，凤仪萍将"生死簿"揣进怀里带回。被掳做劳工的300人，一年下来被打死、饿死、病死、逼死1/3。每每回忆至此，他禁不住泪流满面。"生死簿"上的记录，就是这段历史的缩影。
再次踏进家门时，凤仪萍见到瘦得只剩40多斤的母亲，因思念担忧儿子病在床上，已经意识模糊。凤仪萍发奋读书，1949年考上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改名'凤仪萍'，取自'凤凰来仪，萍水漂浮'之意。"毕业后的他在南京工作多年，直到1987年受聘定居于羊城。那本"生死记录簿"一直相伴左右，上面记着多名江苏的劳工，比如家在南京市复兴路的潘建华，无锡的袁祥泰，淮安的同治等人。
"这是日本鬼子的罪证，记录着我98位死难同胞！"虽然历经文革磨难，中间颠沛流离，凤仪萍依然珍藏这份"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作为国内著名的泌尿系统高级专家，他仍不忘责任，从一名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变成了历史的证人。1990年起，凤仪萍多次去日本，向日本民众和媒体讲述被掳中国劳工的历史。后来，他把小本子捐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希望世人"牢记历史，发奋自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医大孟国祥教授说，"生死簿"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凤仪萍老人坚持为历史作证，值得世人敬仰。"只要我还能动，我就去悼念他们，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去告诉他们，祖国强大了，同胞们安息吧！"凤仪萍老人抚摸着小本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