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有个小沙发，还有一架小小的电扇。我占据了这张沙发，将电扇对着我一个人吹，面前的地上放着一大堆书，是我初选出来的，再慢慢精选。一次打烊前，我把一堆初选好的书鬼鬼祟祟地放在一个角落中，计划第二天晚上再来细看。不料第二天来时，敬业的店员已经把它们各归各位了，害得我不得不"二进宫"。
在这里，我发现了《戴先生遗训第三辑》，跟第二辑一样，也是小32开，黄兮兮的，封面上注明"对外机密"。编号0055，开价便宜多了，仅2000元新台币。
书的题签者张炎元，实乃黄埔二期的国民党元老，军统局创始人之一也，继毛人凤之后出任了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军统局在台湾的后身)局长。
国民党老人去世后，后人往往会收集整理各类资料，印为纪念册，存世留念，但不一定正式出版。这类私家印刷的纪念册，应该是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史料之一。也是在这家旧书店里，我买到了李士链1987年编校的《张炎元先生集》和1993年编校的《张炎元先生集续编》。这两本册子印刷精美，内容大量涉及20世纪30至40年代戴笠领导下的军统局和五六十年代在台时期的"国防部情报局"的往事。
正如张店长所说，台北的牯岭街是旧书店的地标。据载，1960年代，这里曾经有一百多家旧书店，从日本人留下的洋书，到大陆渡海族背过来的古书，应有尽有。这条街上还曾发生过很多传奇故事。拍摄于1991年的台湾经典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小四向心仪的女生小明吐露心声，遭到断然拒绝后，失控的小四向小明连捅七刀，小明倒在牯岭街上，再也没有起来……
离开台北前，我专门去了一趟牯岭街。
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我从台湾师范大学访友出来，打车抵达牯岭街口，打算从这头开始，一家家拜访所有的旧书店。
牯岭街不长，放眼望去，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了无生气。我只看到几家出售邮票的商店，哪里有传说中的书店林立啊！"这里的旧书店，有时一周卖不出去几本书，网上卖书发达，旧书店开不下去啊！"邮票店的伙计叹息道。
几乎走到了头，才看到一家旧书店。我问老板，有无国民党军统史方面的书，老板正在手忙脚乱地整理花里胡哨的通俗读物，悻悻地冲我两手一摆。
我不死心，询问了不少路人，最后，终于找到了大名鼎鼎的牯岭街61号之6号的"人文书舍"。
看到它时，我简直要叫出来。这哪里是我想象中的旧书店啊，简直就是一条小巷的过道，过道两旁都是书架，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如果两个人在这个过道里相遇，就不得不侧身而行。小巷底部，就是书店的尽头了。
书店的老板姓孙，得知我的需求后，非常爽快地介绍说，这家书店是他岳父开设的，岳父已经年逾八旬，就把生意交给了他。岳父对旧书行情非常熟悉，他本人则差多了。他告诉我，家中还有几本《健行》杂志，我可以第二天下午来买。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再去。走在牯岭街上，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家旧书店的门了！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我又从头到尾慢慢走了一遍，睁大眼睛东张西望，才终于找到了挂着"人文书舍"店招的那条胡同口，如愿以偿地购到了几本《健行》杂志。
离开台北前，我将台湾朋友赠送和从书店购得的新书办理了海运，共2箱，40公斤。而这20公斤"只许同志传阅不准移赠"的宝贝，则作为随身行李，小心翼翼地携带。在台北松山机场登上飞机时，我仿佛听到，另外一个世界中的毛前局长和张前局长发出了一阵苦笑……(文|徐有威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