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少食物，英军高级军官多次向日军当局提出，外出采购食物，多次被拒绝。后来日军只允许他们派人到新加坡采购给伤病员食用的食物。1942年3月，日本当局公开宣布，由于供应短缺，无法按照食谱向战俘提供食物，他们明确要求战俘自给自足。于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军官们开始组织战俘在战俘营内开荒种菜，澳大利亚战俘最先行动起来，后来被推广到整个战俘营，1942年11月，军官们组建了菜园生产队，他们种土豆、木薯、菠菜、苋菜、空心菜、豆子、辣椒、茄子等蔬菜补充食物。
这种自给自足产生了效果，英军工兵军官扬中尉在1942年7月5日写道："进入战俘营19周了，吃不下饭真是糟糕透了……我在最近吃过的8顿晚饭中，有7顿是我们在自己园子里种出来的粮食。面包也是我们自己种的小麦做成的面粉烤的，日本人缩减了面粉供应，每两周供应三次，每次一小袋，里面面粉的高度不足四分之三英寸。"
缺少医药
由于肉类、鸡蛋等营养品和新鲜蔬菜缺乏，战俘们的免疫力大为下降。脚气病开始在战俘营中横行。于是战俘们开始流行晒太阳，因为晒太阳可以让身体获取维生素D。
和别的日军战俘营一样，痢疾在樟宜战俘营中也是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疾病。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战俘营中患痢疾的人数非常多。由于苍蝇传染痢疾，英国军官就号召大家打苍蝇，500只死苍蝇可以换10支香烟，于是全战俘营都被动员起来打苍蝇。和缅泰死亡铁路沿线的战俘营一样，日本人也不向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提供医药。得了痢疾的战俘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来自愈。
疟疾在樟宜战俘营也是杀手，单单在1942年7月，得了疟疾的战俘就有250人之多，英军高级军官组织了人手，去查找战俘营周边容易滋生蚊虫的地方，想来进行一次集中扑杀，但是效果不明显，失败告终。战俘们为了应对疟疾，只好在夏天穿起长袖和长裤，尽量减少蚊虫叮咬。
日本人有应对痢疾和疟疾的药品，他们自己并不紧张，日本看守每人都有蚊帐，可以抵御蚊虫叮咬，降低患病率，但是日本人害怕霍乱。日军在新加坡大肆屠杀华人，杀掉的华人尸体，他们要么推入大海，要么匆匆掩埋，霍乱在新加坡大规模爆发，为了防止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染上霍乱，再传染给日本看守，日本人给战俘医院提供了200万片维生素B1，并给在食堂工作的战俘接种了霍乱疫苗。霍乱最终没有在战俘中流传开来。
但是由于缺少医药，死亡率还是在增加，1942年8月，死于疾病的战俘有45人，绝大多数是死于痢疾。进入战俘医院的患者，患痢疾的占35%，脚气病的占10%，皮肤病患者也开始增多。白喉也成为了新的恐怖杀手，患者人数增加迅速。几经交涉，日军还是不提供相关医药。不过此时，战俘营的人数也在减少，由于大量战俘被日本征入工作，到8月底，樟宜战俘营只剩下18790名战俘，25100多名战俘被调到外面充当苦力。
史拉兰广场事件
除了参加缅泰死亡铁路的修筑外，史拉兰广场事件是樟宜战俘营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了，也是战俘与日本当局关系的分水岭，日军之前表面上让战俘自治的面纱被彻底撕下来。史拉兰广场事件是战俘与日军当局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这个对抗性事件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1942年3月7日，日军开始逼迫战俘修建铁丝网，但是这个铁丝网并没有对战俘造成实际上的行动的限制。3月21日，日军突然发布命令，决定处死3名试图越狱的战俘，日军最高司令部下令，不准战俘逾越铁丝网，对于逾越铁丝网的行为要执行连坐政策，战俘要到铁丝网外面必须得到战俘中师级以上军官的许可，并携带日军发放的通行旗帜。当天，日本人在印度俘虏中策反的叛徒组成了印度伪军，开始在铁丝网边站岗放哨，日本人规定，无论战俘什么级别，都必须向印度伪军敬礼，遭到战俘一致抵制，战俘们拒绝向叛徒敬礼。
随即日军取消了军官佩戴军衔的权利，并开始用日语下达口令，并要求战俘作出相应回应，日军不断强化统治地位，战后被缴获的一份日军管理当局的文件显示，日军"要向对待广东苦力那样对待战俘"。
日军不断将战俘营的骨干力量编成劳动队，派到新加坡以及其他地方劳动，日军认为战俘营的凝聚力和斗争能力大幅度削弱。劳动力大量被抽调，战俘们不得不加大劳动时间，以维持粮食和蔬菜的生产，军官们发布指示："捕鱼和耕作成为战俘营头等大事。"
8月31日，一名印度司机给英军弗兰西斯·马吉少校传递了一张纸条，纸条显示，日军准备处死英军俘虏布里文顿下士、盖尔列兵、沃特斯列兵和弗莱彻列兵。马吉少校随即委派巴斯尔·卡德伯里·琼斯上尉赶往日军驻樟宜司令部，向日军当局递交请愿书，日军高级军官当场把请愿书撕碎扔到了琼斯上尉的脸上，随即又将碎片捡起来，塞进琼斯上尉的腰带。英军抗议无效，4名战俘随即在樟宜海滩被印度伪军枪毙。日军强迫战俘观看行刑过程。
9月2日，日军将战俘集中到史拉兰广场，强迫战俘签署不再逃亡的宣誓书，战俘们予以拒绝，认为是极大的侮辱。于是日本看守当局派遣了荷枪实弹的印度伪军，将广场团团围住，只要有人越过日军设置的警戒线，就会被印度伪军刺杀。日军则在广场四周架起机关枪，并切断了主要水源。广场上没有任何遮阳的东西，战俘全天在烈日下暴晒，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铁丝网中，广场地方狭小，他们无法躺卧，只能站着或者蹲着。
为了逼迫战俘签署宣誓书，日军看守将战俘医院里的病号也赶到了广场上，病人中有很多是痢疾、白喉等高传染性疾病的患者。
战俘中的高级军官们为了避免疫情的全面爆发，决定让战俘签字。史拉兰广场事件告一段落。
1942年9月至1943年9月，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被日军强征充当奴隶劳工者越来越多，樟宜战俘营战俘人数从1942年的21154人，下降到1943年的5307人。
樟宜战俘营的高死亡率
1943年秋天，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战俘回到樟宜战俘营，随即所有战俘又在1944年5月，被移到樟宜监狱。他们在樟宜监狱迎来了解放。
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战俘中，英军的死亡率是26%，美军是33%，澳大利亚战俘是36%。据美国学者加万·道斯统计，在太平洋战争中约有27%的战俘丧命于日本人之手。细分到国别，美国战俘的死亡率大致为34%，澳大利亚战俘为33%，英国战俘为32%，荷兰战俘为20%。樟宜战俘营中关押过的战俘拉高了死亡率。在日军从樟宜战俘营抽调的奔赴缅泰死亡铁路工地的"F"工作队中，英军死亡人数是60%，澳大利亚是29%。澳大利亚在二战期间有25000名军人死亡，其中8000名死在战俘营，在这个数字中，樟宜战俘营中的澳大利亚战俘占相当大的比例。落入日军手中的澳大利亚战俘，差不多有一半死在日本战俘营中。
以上数据统计的都是以在樟宜战俘营关押过的战俘为标准统计的，并不是说所有战俘都在樟宜战俘营丧生，事实上，樟宜战俘营是一个中转站，参加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英、美、澳、荷等国战俘，都在这里关押过，而且缅泰死亡铁路只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地点。事实上，他们很多人被送到了日本本土、台湾、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等地充当奴隶劳工，很多人死在了工作的地方，或者在去的路上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