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风云际会。长期僻处西南一隅的雾都，身不由己地成了漫天烽火中的"陪都"与"财都"。八年抗战，数万万中国人民备受煎熬与创痛，而"陪都"重庆却因财聚而兴，福兮祸兮，实在是一言难尽。
1938年8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自汉口飞到重庆。刚下飞机，身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于一身的他，就对守候多时的记者发表谈话称：
中央政府集中重庆办公，主要工作有两项，一为发展后方经济建设，一为战时行政效率之增进。
"陪都"时期重庆中央银行
因日寇步步进逼，"战时首都"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驻汉各行政机构，此前一天已全部迁抵重庆。本来设于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行，抗战全面爆发后，经南京、武汉一路内撤，8月7日也在渝重新挂牌办公。而国有四大行的余下三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则先后将总部或部分管理机构移驻重庆。
国难当头，风云际会。长期僻处西南一隅的雾都，身不由己地成了漫天烽火中的"陪都"与"财都"。
"行为要勇敢，办事要敏捷"
自1891年正式开埠通商，40余年来，重庆的航运贸易与工商百业，均有可观发展。加上"西南王"刘湘以此为大本营，主政四川超过10年，为便于筹措军政开支，颇重视"放水养鱼"，故抗战前的重庆金融业，已具备一定基础。
据当时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官方数据，到1937年6月为止，川省各类金融机构的总行及分支行号，共有124家，重庆占其半数；总部在省内注册的15家银行，有9家设于重庆。
此外，银行、钱庄、银号新旧并存，又与各路军阀、官僚、买办、豪绅有扯不断的关系，有些甚至只是少数军政界权贵予取予求的"钱袋子"，乃重庆及四川全省金融业的一大特色。
但若论财大气粗，重庆的"土豪"们，就很难跟沿海较发达城市同行，尤其是中央控制的国有银行一较高下了。"七七事变"之前，有据可查的重庆金融业资本总额(不计四大行在渝分支行)约为1600万元，其中纳入统计的7家银行共1400万元，23家钱庄银号共200万余元。号称"四川四小行"的美丰、聚兴诚、川盐、川康，每家资本不过200万~300万元。
而早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借金融风波之机，强制"改组"官商合办的中国、交通两行，变相"收归国有"时，向两行一次性注入的官股资金(实为政府公债券)，即分别达2000万元和1000万元。此得意之役，正是得到蒋委员长首肯，由"孔财神"亲自牵头发动的。
话说当日飞到重庆"履职"的孔祥熙，也确实是马不停蹄，日理万机。那边厢，他经蒋介石授权，以行政院长身份遥控指挥手下亲信，通过中间人牵线，与日本外相的代表在沪、港等地频频秘密接触，尝试和谈。这边厢，他指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英资汇丰银行相约，暗中共同维持上海的黑市汇价，以防外汇价急跌冲击国内物价及外贸业务，影响民心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