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迁汉厂商去留彷徨之际，抱病出川抗战的"西南王"刘湘本人，正住在汉口的医院里。他一向重视四川特别是重庆经济建设，对工厂迁川极表欢迎，马上电令本省工业专家胡光镳飞到武汉，向厂商们介绍四川的资源和设厂条件。刘湘又语气严厉地电示省内各市县的地主们，不得借故刁难迁川工厂的购地需求。
稍后，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赴汉，与有意入川的20多位厂商座谈，恳切申述该省急需纺织、炼钢、机器等多项行业投资，并就运输、厂址、电力、劳工乃至政治、金融、捐税等问题，详细探讨研究，令厂商们大为感动。
此时，官方的林继庸也审时度势，出面替四川"站台"，力促企业继续西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况且形势所迫，上海及武汉本地企业家们不得不当机立断。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重庆沙利文饭店的那一幕。
民众顶风冒雪齐心协力抢运西迁厂矿企业的机器和物资。
1942年元旦，重庆城嘉陵江南岸牛角沱的生生花园，一场名为"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的活动隆重开幕，参与厂商97家(一说200余家)，前后15天里，吸引各界观众逾12万人。
展会之上，可谓冠盖云集。自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下，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孙科及冯玉祥、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均亲临现场，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还有美、英、苏、澳大利亚等主要盟国驻华使节，也纷纷前来参观祝贺。
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正值日寇气焰极度嚣张，抗战步入最艰苦岁月之际。这场迁川工厂联合会发起的展会盛况空前，无疑能起到鼓舞民众士气，坚定必胜信念的作用。
抗战根基
临江而建，长约一华里的生生花园，号称战时陪都的"国家花园"，包括国民党权力核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内，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政府农林部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等重要机构，均在此办公。
而当日集中展示的49大类千余种产品，则堪称迁川工厂四年来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胼手胝足、卓绝奋斗的心血所在。大至煤铁矿产、炼铁轧钢、机器电器、造船造纸，小至皮革、罐头、肥皂、牙刷，举凡国计民生之所需，几乎无不齐备。
连曾经的"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英国的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也在参观题词中写道："中国工业由沿海迁往内地，历经艰险而能有今日之成绩，足证中国抗战大业已有坚定基础。"
远道而来的迁川工厂在重庆落脚，当然绝非一帆风顺。1938年前后，大批工厂器材物资陆续抢运到重庆，起初只能在南岸圈地搭棚临时堆放，有些厂商设法到城区内外租用民房或寻觅空置房地，因陋就简，安装机器，尽快复工。
1938年1月底，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沙利文饭店筹备成立之时，国民政府新设的工矿调整委员会(1937年9月成立，翁文灏为主任，专责战时工矿企业事务)已派出专人到四川各地考察适当的建厂地点，经过一番奔波，选定了两处地点：
一是嘉陵江三峡沿岸的北碚。那里周边有崇山峻岭作掩护，中间有较为平坦的坝地，经川江船王与峡防局长卢作孚长达十年的苦心经营，北碚的市政、文教、航运及工矿业已有初步基础。工矿调整委员会决定，这里将建设棉纺织工业中心，辅之以各种机械工厂。
二是"盐都"自流井、贡井地区。1936年，该地区产盐总量为356万担，而除了供应民生食用外，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工矿调整委员会计划将内迁化工厂转去，建成以化工企业为主的工业区。
可是，大部分来自繁华都会大上海的迁川工厂拒绝前往北碚，担心那儿过于偏僻(距重庆城陆路约140里，水路约100里)，不利生产和市场销售，他们更愿意留在重庆城周边设厂条件较好的地方。几经周折之后，西迁的复旦大学进驻北碚，文教界人士也觉得此地山清水秀，适合学术研究，纷纷跟进--其中就有一位自北平辗转南下的名作家老舍，他在北碚寓居六年，留下传世名作《四世同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