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是个惊天大案，不必赘述，但我们或许不知道，这场事变对于日本政治，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使得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国家财政也一步步走向了"优先满足军需"的道路。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奉天柳条湖，一声闷响。
针对这次爆破铁路，关东军其实是机关算尽：就在10分钟以后，有一辆从长春开往大连的火车就会经过柳条湖，铁路一断，列车必定出轨，这就是个大新闻。到时候再嫁祸给东北军。
出乎意料的是，炸药虽然炸了，但只有一侧铁轨出现了80厘米的轻微损伤，铁轨下的枕木也只断了两条。待到火车来了，这点损伤丝毫没能产生影响，于是关东军便灰溜溜地看着火车通过。
但即便是这么蹩脚的演出，也酿成了"九一八"大案。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军中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是个惊天大案，不必赘述，但我们或许不知道，这场事变对于日本政治，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经济停滞，股市暴跌
提到"二战"爆发的原因，经济学家必定会指向1929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但就日本而言，这场大萧条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显著--因为日本已经萧条了10年，大家都习惯了。
"一战"时期，欧美各国展开"绞肉大战"，日本远离欧洲大陆，又靠着协约国成员的身份给各国供给物资，从而获得"大战景气"。1916~1920年间，日本GNP平均增长率一举攀升到26.1%，整个国家的纺织、电力、铁路、海运、通信、制铁等轻重工业都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战争刚一结束，欧美国家的产品迅速回归，日本在1920年3月出现股市暴跌，到7月累计下跌了三分之一； 1923年9月日本爆发了里氏7.9级地震，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陷入一片废墟；为了解决关东大地震带来的经济危机，政府以支票形式给民间企业融资，结果累积的坏账又在1927年引发了银行挤兑。而在1920~1925年间，日本平均GNP增长率跌落到了0.5%，1925~1930年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达到-2.0%。
面对危机，日本政府的对策就是不断发行"特别融通"，也就是向受难企业发行紧急贷款。1923年10月以后，"特别融通"金额猛增，到1929年12月，这种临时贷款竟然占据了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每年总贷款的98.8%。总裁深井英五日后自嘲："那是(作为救济性银行的)日本银行最为'闪耀'的时代"。
但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日本战后的生产衰退依然引发了全国性通货紧缩：1920~1925年间，日本平均GNP平减指数为-1.1%，1925~1930年间为-4.3%。
之所以衰退至此，一方面原因是"一战"时期的繁荣让各生产者迅速扩张产能，却不注意节能降耗，削减生产成本；待到经济衰退，国内与殖民地市场不足以消化过剩产能，日本企业自然难以支撑。
1929年7月2日，当日本第27代首相滨口雄幸入主首相官邸之时，日本就面临着这种"实为危机的困难"。
软化外交，硬化财政
在很多人看来，战前日本政治家无一不想多吃中国几口肉，然而针对1928年蒋介石成立的国民政府，滨口雄幸却很是支持："如今支那全国的统一，乃是(中国)国民长期的愿望，(日本)要在可能范围内加以帮助。"
之所以采取这种缓和态度，滨口雄幸也有自己的一番考虑："要尽力将贸易伸展到支那全国，尤其是最为富裕的中心地长江流域，增进两国互惠共赢。"
可以说，滨口雄幸的眼光更加长远。他并非不想在中国扩展贸易，但比起武力压制，靠经济本身的力量自然发展才是正道。毕竟中国只有结束军阀割据，形成统一政权，恢复和平秩序，才能使产业得以发展。而由于日本的"工业发达程度领先支那数步之遥"，日本工业产品也必然能在中国畅销，进而借助国际化红利反过来提振日本经济。
既然要寻求"国际调和"，就必须采取软化的外交政策，滨口雄幸启用调和派的币原喜重郎作为外务大臣，一改之前激进的外交策略，寻求与欧美主流国家走相同道路：
1930年1月，滨口内阁跟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脚步，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拥有关税自主权；4月22日，日本与英美等国签署《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通称伦敦海军条约)，进一步抵制军备竞赛。
致力于削减军备，也是滨口雄幸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甫一接任，滨口内阁就决定削减1929年已实行半年的预算案，将一般会计总额从17.7亿日元削减至16.8亿日元，新发国债从9100万日元削减至5200万日元；紧接着1930年预算编制之中，滨口内阁更是大幅度缩减了财政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