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事物总是辩证的，延安一代既然享受到红色的热度与革命的高度，也就不得不同时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自然也渗入最个人化的婚恋，延安青年接受到这样的政治训令："……革命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