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1919年，苏俄面临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已经减弱了许多。在美国干涉军于1918年撤回菲律宾之后，多国部队也都先后回国，只剩下从一开始就抱定吞噬远东领土之心的日本。曾经被列强遵守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次在日本人身上不灵了，华盛顿的恼怒可想而知，但一意孤行的日本人用种种借口占据远东、侵占中俄领土并扶植傀儡，在承诺将追随美军撤军后却最终赖在当地。
就这样，先后击败了高尔察克等帝俄遗留将领以及其他干涉军之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们猛然发现西部因与德国签订《布勒斯特和约》并击败干涉军而局面大大缓解之后，东部反倒面临着日本人的威逼。如此，东方大国中国成为苏俄必须牵手的伙伴，以期借此缓解日本的压力。更何况，追随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的也包括发表了《进军海参崴宣言》的中国北洋政府，苏俄更需早日将中国军队"劝"回国内。
《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在这一背景下横空出世。但在北京掌权的北洋政府丝毫不为苏俄提出的诱人条件所打动。唯协约国马首是瞻的他们再胆大也不敢擅自同红色苏维埃接触，哪怕他们只求中国的外交承认。
但意外的是"五四"之后鼎沸于中国的学生运动竟对苏俄十分青睐，街头要求承认苏俄的声势日盛。扛不住压力的北洋政府只得迂回行事，派人赴俄与苏俄接触，只是一切均低调从事，恪守非官方接触的原则。至于赴俄的人选，正是第一批传回苏俄《对华宣言》之一的张斯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