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较为复杂的。首先是日本国内军事教育出现偏差。陆军大学等单位制定了大批针对中国的"谍报计划"，收集中国的军事情 报，例如日军在上海先后进行了1932年七丫口登陆和1937年的金山卫登陆，这两次登陆前，日军都通过情报人员获取了中国方面的海防布防情况和相关水域 水文情报。抗战期间，日军"桐工作"等策反行动，几乎全部脱胎于这个时期陆大的研究。但是，由于在研究中缺乏对辛亥革命，尤其是北伐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政 治人物的准确认识，不了解中国社会和民众的情况，日军完全陷入了"对华一击论"的误区。因此即便九一八事变侥幸取胜，在随后的一·二八事变，以及抗战后的 行动中，日军"中国通"的谍报活动并没有使得中国政治体系完全崩溃。此外，过度强调战术级情报的收集，使得"中国通"乃至整个日本情报体系对于大战略问题 重视不够。
同时，"中国通"派阀的封闭性也使得"新一代中国通"必须以反体系的方式，才能获得功成名就的机会。抗战时期日军的"中国通"，出身青木和坂西 两个公馆的占绝大多数，其中矶谷廉介是青木宣纯的女婿，冈村和土肥原都不掩饰自己与坂西的师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从陆大毕业，却不能进入坂西和青木体系 的"中国通"，大多认为必须首先打破老一辈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一些"新一代中国通"仍然在使用过去裙带或师生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派阀，例如河本大作就 对妹夫多田骏多有提携。另外，派阀森严实际上也影响了抗战时期日军情报机关的扩张。国内的各种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以机关长命名的"XX机关"。对日军而 言，真正敢于以机关长之名命名的，仅有依托青木公馆和坂西公馆的青木坂西机关，土肥原机关虽然一度存在，但很快就被改为"分离工作机关"，各地的情报机关 在正规文件中，基本以所在地或者任务代号命名。前者的例子如奉天机关、天津机关，后者如桐机关、兰机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