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周恩来的随员的处境，也就今非昔比，可想而知了。
过去，只要首长们在一起开会，秘书、警卫、医生及护士等相互见了面，大老远的就热情地喊着打招呼、开玩笑、拍肩膀等。一到吃饭时间，大家吆喝着一起冲向食堂，都往一张桌子上凑，吃饭时有说有笑。现如今，只有我们"周家"的人自己聚在一起，默不作声地吃完饭便走开。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互相目光接触而觉得尴尬。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我觉得，他们不一定都是些势利小人，主要是怕沾边。那年月，真有点吃不准，今天是首长，说不定明天可能被打倒，甚至去了"秦城"。即使是随员，也可能"沾点光"。所以，大家互不理睬，少惹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天夜间，我和警卫科长老张随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回到西花厅，老张神色不安地跟我说：
"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我认为老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并非杞人忧天。当时，谁也说不准形势发展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我听后只好默然不语。我的心里也很担忧，可知道担忧是无用的。我只能抱着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心态等着瞧。
在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很少，其他会议也不多。他的心情自然不会好，成天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吃饭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使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
平常西花厅的纪律很严，保密观念强，没有"小广播"，没有小道消息。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大家察言观色，总能摸到点"气象"变化的信息。这种沉闷的气氛也影响到工作人员的情绪，一个个心事重重，相互见面打招呼时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几句。秘书与服务人员因不跟随总理外出，他们了解得更少，我们也不敢对他们议论。有谁会想到，这堂堂"总理府"里，人们日子过得竟是这般凄凉。
"文革"期间整中央高级领导干部时常用的撒手锏便是给你扣上一顶"路线斗争"的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十多天里，江青提出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诬陷周恩来是"迫不及待"(要夺毛主席的权)……犹如当年搞"二月逆流"的手法那样去激怒毛泽东。总之，江青一伙耍尽各种卑劣的手段企图整垮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