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昔日的盟友国民党疯狂屠杀中共党人和革命志士，天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些在大革命高潮加入中共队伍的党员经不起严峻形势的考验而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共制定了对之打击镇压之政策。但是是有条件和前提的：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中共一直认为：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隐蔽战线的斗争的政治方向是争取群众，使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同情中共，甚至站在中共的一边，至少要使群众中立，不为敌所用。恐怖行动虽然可以使叛徒、特务害怕，却是万不得已的手段。
顾顺章对中共这一隐蔽战线斗争的指导原则是有看法的，他讥笑中共坚持这一原则的同志，他说过：处决一个叛徒或特务，胜似争取一百个群众。他把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单纯的恐怖行动。
顾顺章自恃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又兼行动科科长，凌驾于组织之上，严重违背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打着"叛徒特务违害革命，必须消灭"这冠冕堂皇的口号，不管危害大小，不加区别地加以镇压。这种做法，一时在上海滩营造了"红色恐怖"的气氛，威慑了叛徒特务，使叛徒特务危害革命的张狂行为有所收敛。但是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于引起群众对中共反感和不同情，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
有个时期，上海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周在一品香饭店集中着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汇总打探到的各方面的情报。包打听头目手头掌握着手下密探、特务从各方面探听来的情报，对革命危害很大，但也不是所有的包打听头目都是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正像项英所指出的：他们是一班恶狗，但在思想上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观念也没有，一切只为个人的物质利益着想，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地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些人生财是置于一切之上，通过争取和做工作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顾顺章才不管这一套，也不屑于做耐心细致的争取和策反工作。1930年春天，他通过特情报关系从日本兵舰搞到了几大皮箱炸药，由特二科自制定时电力点火机关，准备把这些包打听头目全部炸死。这几箱炸药的威力大，若爆炸，不但整个一品香饭店会被炸光，周围居民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陈赓苦口婆心的劝说顾顺章，不能这样蛮干，要衡量政治影响的得失。
顾顺章还是决定要干。陈赓没有办法，只好赶快搬出了准备出国的周恩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顾顺章，并用组织手段干预。这个恐怖行动终于放弃了。
顾顺章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和容易居功自傲。
平心而论，大革命时期及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时期，顾顺章较为注意自己的行为，负面表现不是那么明显，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居功自傲。也许他那时加入革命队伍时间短，地位低、资历浅，较为注意自己的言行。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回迁上海后，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他筹划的几次行动方案比较周密漂亮，效果不错；他的"恐怖威慑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对叛徒、特务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他的精干灵巧，办事利索，神通广大等有时起了一般特科人员，甚至是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起不了的作用。他不能一分为二地分析取得这些成绩、成就的原因和个人在这些成绩中所起的作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他把一切功劳都包揽过来，归为已有。他把中共中央能在上海站得住脚的功劳全部都划归为自己努力和自己本事的结果。他以"救世主"身份自居，唯我独行，居功自傲，目中无人。
顾顺章逐渐骄傲起来了，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品性明显暴露出来，而且越走越远。他贪图享乐，滥用公款，生活腐化。他以搞特工为借口，利用中共的工作经费吃喝嫖赌，甚至吸毒。
1929年春节期间，中央特科因为处置出卖李维汉的密探黄歧的需要，特意在僻静的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待处决了黄歧之后，顾顺章以安全为理由，自己住进了这幢房子。
石库房子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始建于1870年前后的上海英租界内，后在上海市区得到迅速的发展，遍布上海大大小小九千余条弄堂里，多达20多万幢，蔚为大观，成为上海居民建筑的一大特色。它适合于中产阶层人士居住，在20世纪20年代，一幢三开间的石库门房子，捐税不算在内，月租金约在40块大洋左右。
平心而论，为了中共中央安全工作需要，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后来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委领导人、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住进了这种房子是不为过的。当时，中共为了领导人的安全或为了地下革命工作的需要，租住的房子以及生活的摆设常常要阔绰一点和奢侈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