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功本人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请求法院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当罗瑞卿把抗大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原原本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报告时，毛泽东很愤怒地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对于黄克功犯下的罪行，中央领导的心情也是很不好受的。黄克功毕竟是毛泽东的同乡，一个在井冈山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长征时任警卫团团长，担负着保卫中央和毛泽东的重任，在战斗中身上曾留下了多处伤疤。
在陕北简陋的窑洞里，当收到爱将黄克功的信时，毛泽东流泪了。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平时很器重黄克功，认为他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过他一次。但是，在情与法之间，在感情与大义面前，毛泽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并请雷经天在公审会上宣读了给他的信。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认为，举报信没有署名盖章，说明里面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重视。何叔衡认为：我们强调举报信要签名盖章，主要是为方便调查核实，不能因此随便轻易处理群众来信。他当即部署力量进行调查。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在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又派员到群众家里住下，进行明察暗访，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
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报》第140期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决定称，唐达仁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决定将唐仁达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的财产；蓝文勋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会，唐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检举，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时，才说出曾查出唐贪污土豪刘绳仪罚款20余元。蓝文勋隐瞒唐达仁的贪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职查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