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极大地限制了战场主官的灵活性和能动性，1947年6月，国民党颁定"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也说行动秘密和迅速机动的重要，但是蒋介石却具体布置作战部队是否带重武器装备的问题。邱清泉向蒋报告，因装备太重，行动迟缓，错过战机，蒋介石则训示："重武器如一时不易留后，亦需编配在一个旅之中，而将其他两个旅完全成为轻装备之机动部队，方能适合目前战役之要求"，蒋介石的指示细密具体到如此程度，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很少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淮海战役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介石仍然没有章法，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而且整个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直至解放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北。毛泽东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间题上有不同意见，1946年6月16日，毛泽东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返观国军将领，"贪婪怯懦，毫无生气"(陈诚语)，打起仗来，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诿，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解放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解放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清泉为蒋介石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他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向他求援，邱清泉居然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作有计划部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任何作用。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钩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共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人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对于国民党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已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介石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祟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介石在1949年l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幸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如此观之，蒋介石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祟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介石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介石重用胡宗南几十年，但关键时胡宗南却让蒋等大失所望。
至于虚报战功，蒙骗上峰，在国民党军中已是常态，以至于1949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在金门取得几年来第一次胜利，蒋介石还怀疑消息是否有假，因为"前方报案之不实几乎每每如此"。
几年来，蒋介石主持了许多会议，诸如六省剿共检讨会议，也多次组合军事指挥机关，把绥靖公署改成绥靖区等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先从速战速决，到全面戡乱，再到分区防御，又到总体战(军事、政治、经济)，全都无济于事。
四、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共产党对它的成功的情报渗透有密切关系
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这就是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自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就不再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经常得手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红军的保护才能生存。1933一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
抗战军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对共产党确实比较亲密和友善，"中统"原来是全部对付中共的，但在抗战后，"中统"将对共产党的工作压缩为一科，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原来专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转向"人员，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余飞、王云程、袁家墉、汪浩等，都允许其离开各奔前程。1939年后国民党开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张浩《党的建设》小册子的刺激，以及由敌后八路军的发展、扩张而带来的两党关系的摩擦。但是国民党的"反共"、"限共"又受到苏联、英美和国内社会舆论的相当的牵制。
于是，1938一19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党政军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人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建立了一系列情报关系，重点针对国民党党军政大员和国民党的耍害部门，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员，对地方实力派，对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积极做统战和情报收集的工作，总之兰教九流，全面撤网。这些人中有"东北总会"的阎宝航、白崇禧的秘书谢和庚，以及黄慕兰、董竹君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