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细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广州格致书院是岭南学堂与岭南大学的前身，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1887年创校于广州。书院曾一度与培英学校合办，尹士嘉博士被任命为监督后，学校于1899年重新设校于广州四牌楼福音堂内。该年底，书院又迁至广州花地萃香园。翌年，书院迁往澳门，并在此办学长达四年，直至1904年方以"岭南学堂"之名复迁广州。
广州格致书院是著名的岭南学堂与岭南大学的前身，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1887年创校于广州。
书院创办后，由于经费等问题，曾一度与培英学校合办。尹士嘉博士被任命为监督后，学校于1899年重新设校于广州四牌楼福音堂内，但此时校舍简陋。该年底，钟荣光担任汉文总教习，也感到此地不利于长久发展，遂将书院迁至广州花地萃香园。翌年，书院迁往澳门，并在此办学长达四年，直至1904年方以"岭南学堂"之名复迁广州，于河南康乐村(今中山大学南校区)购得永久校址，学校在此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
为避祸而迁校
格致书院迁校澳门的原因，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格致书院学生史坚如谋刺清两广总督德寿失败，书院为避免卷入政治漩涡而迁；另一说法是，义和团运动波及广东，广东发生了排外事件，为避免和中国民众发生冲突而迁。
史坚如谋刺德寿事件可以算作是惠州起义的一部分。惠州起义旋起旋败，并未对时局造成很大影响，史坚如被捕后未向清政府透露半点革命党的信息。就算格致书院成为清政府怀疑的对象，也未必因此而引来重大的麻烦。因此事而迁往澳门反而会加重清政府的猜疑，日后回内地复办恐怕困难重重，这对学校创办者来说，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9世纪末，义和团兴起，盲目排外的做法波及中国各个角落。1900年6月20日，义和团包围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炮轰各国公使馆，持续近两月。全国有15所长老会教堂被民众破坏，约100个基督教家庭遭到驱逐。广州也发生了严重的排外活动，到7月初，格致书院无法继续各项办学活动，只好匆匆迁往澳门。
而史坚如谋刺德寿事件发生在10月，史坚如已经离开了岭南学堂，不可能以岭南学堂作为谋刺德寿的基地，清政府也不会将这次谋杀事件与远在澳门的岭南学堂联系起来，至于格致书院因此事而迁往澳门暂避更是无从谈起。
办学重科学而轻宗教
书院迁到澳门后，限于招生及师资情况，最初定学制为"广学班"，四年毕业，实际上就是四年制中学，后很快又改称"大学预科"。书院采用旧学制，每年阴历正月为一学年的开始，分两学期，暑假放假两月，至12月结束。当时书院经费紧张，不得不向学生收取学杂费，迁回广州改大学后，才设置各项奖学金。学杂费以港币缴付，每学期缴纳一次，学生直接缴纳给学校在外国银行的账户，这后来成为了岭南大学的成例。
格致书院虽是传教士创办，但以为中国培育健全人格之人民为目的，历届负责人都奉行重科学教育而轻宗教教育的办学宗旨。1893年到1894年任监督的香便文牧师就说："我们建立的学校，不应当是一所神学校，不应当是一所过分注重宗教教育的学校，而应该是一所国内式的学校，首先学习英文，然后全面学习人文学科。"尹士嘉任监督后也致力于推行此办学宗旨，岭南学堂教学中的宗教内容比重远远低于中国其他教会学校，尹士嘉因此备受保守派传教士非议。书院每周课程，有圣经、英文、地理、历史、算术、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生理学及图画、体操等。这些课程直接用英文教授，只有汉语用粤语教授。
英语是格致书院学生的必修课。迁往澳门前，格致书院存在着其他教会学校学生们英语学习的通病，即用汉语语法套用英语词汇的汉式英语，尹士嘉将其称为"中西混合式的英语"。为纠正这一现象，经过学生们的投票表决，学堂制定了一项规则：从早上九点一刻到下午两点半只能讲英语。为了贯彻这项规则，学校采用"号牌法"来促使师生们互相监督。所谓"号牌法"，即在这段时间里，任何学生或教师被发现讲汉语都必须给听见他说汉语的人一个号牌，收到两个号牌可以抵消给出的一个号牌，对每人手上的号牌进行记录。另外在体育比赛中，如果一方队员讲了汉语，就给另一方加一分。如此下来，学校中国师生们的英语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中西混合式的英语"逐渐消失了。
格致书院学生每天早上起床后，先做柔软体操。早饭后为礼拜时间，上午和下午为上课时间，晚上为自习时间，十点一律就寝。星期日上午为主日学课及全体师生员工共同礼拜听道时间，下午则分为若干组，由教师带领前往各公园、海滨或风景区游览，教师随时指物讲解，提高学生们的自然知识水平。晚上则聚集到一起，由尹士嘉监督主持，依次点名，请每位学生登台自由做英文演说，内容随机发挥，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和口才。
格致书院的教师大多为基督教徒，十分重视人格教育。他们的教学十分注重与学生的交流，除了在课堂上循循善诱之外，平时对待学生，也如自家兄弟一般。教师与学生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以自己的行为作表率，用崇高的品德熏陶学生。教师们还经常对学生进行单独训导，以求全体学生的共同发展。
除了教学活动，学校还十分重视开展体育活动。刘惠士教授曾在美国西北军事学院进修，他负责训练学生们哑铃、棒操运动和行军。学校后来还组织了学生军团，成员们都配备有正规的卡其布制服。足球、棒球、篮球等竞技性体育也引了进来。这些传统后来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岭南大学的学生在体育方面历来都是广东乃至全国高校的佼佼者。
不可避免的宗教活动
迁校澳门后，学校的中文名称由"格致书院"改成了"岭南学堂"，而英文名称则一直为中国基督教大学(Christian College inChina)。为了与岭南学堂的校名配套，学校董事会于1903年3月31日向在其立案的纽约州立大学提出申请，将学校英文名改为广州基督教大学(CantonChristianCollege)。5月21日，获得批准。
尽管格致书院的创办者们极力想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但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各种宗教活动的举行还是不可避免的。各种类型的基督教活动成了岭南学堂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谈道会：由钟荣光先生于1902年9月创办，1905年改名为"青年会"，作为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的分支，主要宗旨是在学生中传播基督教。
2.自治会：由校医兼教习林安德倡办。其创办缘由是："世人动谓有财产、有学问即可出其权而统治世界。吾等窃以为不然。如彼用其财不由正路，或恃所学而逆良心，其结果何如乎，是可决其终不能成伟人也。学生欲为世界公正人，必先依良心而行事，则可抗拒诱惑，亦可互相规谏，是非有自治之权不可也。故本会定名曰'自治会'。"可见，"自治"实为"自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自制力，成为"世界公正人"。
自治会权力颇大，按会章规定，岭南学堂学生无论是否是自治会成员，都受自治会规则限制。自治会的主要任务是学校的纪律管理。
除了以上两个组织外，岭南学堂还积极参与基督教新教于1877年在上海设立的支那教育会的活动，该会的主要活动是编译教会学堂所用的教科书，并研究讨论中国的教会教育，尹士嘉先生就是该会的副总理，黄念美因对教习英文颇有研究，也常参与该会，并多次在会上发表对英文教学的见解和心得。
为植根中国而回迁广州
迁校澳门，本是权宜之计，之所以逗留澳门达四年之久，是因为永久校址迟迟未能选定。在选择创办地点上，岭南学堂教师内部、岭南学堂与纽约董事会之间发生了争论。
1900年6月，纽约的董事会拍电报给尹士嘉，请他根据形势寻找永久校址。尹士嘉先生因此两次前往香港，在九龙和新界选择了两三个很不错的地方，并且他得到英国官员的保证，可以优先考虑他的购地申请。在与学校全体教师达成共识，并得到格兰的同意后，9月，尹士嘉向董事会提交了全体教师赞成在九龙设校的报告。但到了次年2月，校董会开会时，尹士嘉、林安德、刘惠士这些校董们都改变了主意，决定在广州设校。原因有二：一是所有被征求意见的中国人都赞成去广州；二是如果去九龙，则不能接管与博济医院在广州合办的医学班。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创办此校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因此必须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当中。
校址一经确定，一切就好办多了，学校开始在广州寻觅合适的土地。但当年并没有购进任何合适的地皮，因为学校遇到了一个任何西方事物进入中国都会碰上的问题--- 风水，购地事宜因此暂时搁浅。到1902年10月，学校终于在珠江河南岛上觅得了一块20亩大小的地皮，但由于这块地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又拖延了一年半才买到手。1904年4月，新校区的建设工作终于着手，晏文士对学校进行了勘察，并绘制了地图，美国青年建筑师司徒敦负责校园的设计。暑假期间，教师们纷纷回到广州，帮助建设新校园。到10月，各项工程终于完工，学校正式搬回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历史上崭新而辉煌的一页。(作者：夏泉)
